历史与党史

近来我们四脚朝天的准备会考和期中考试，什么也顾不上。唯有我这个不着调的还整天看闲书、看电视。
看书不用说，我们学的倒是得说说。我们学的历史课本是人教版的（据王胖子说只有新疆西藏和天津用，绝对是胡说）。在讲抗日的一章中，在抗日前期中共所召开的会议中，重点介绍了制定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对制定抗日作战序列与战略战术问题的洛川会议竟然只字不提。而在近期看的党史电视剧《延安颂》中，洛川会议作为重点情节予以表现。瓦窑堡会议又不着一字了。
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很清楚，一个讲的是历史，一个讲的是党史。瓦窑堡会议着重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而洛川会议主要讨论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路线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又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是党史和历史的区别：历史意义。推动了历史发展还是推动了党的发展。两者本该不矛盾，但实际上还是矛盾了？为什么？存疑于此。

史学的阶级性，偏见？

近读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里面的一点让我不得不说说。在现代文化专门讲到史学时，竟然说蒋廷黼是买办资产阶级史学家，钱穆是封建史学家！这从何说起？
大家知道，蒋廷黼除了是个史学大家之外，还是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又没学过共产主义的社会分层，他会知道自己是什么阶级？！他当然就会掺入自己的观点了，史学的多样性，也正在于史学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不同史学观点，难道还要互相以自己的观点加以批驳吗？那这么说，《史记》也要加以批驳了？
而钱穆就更冤了，来了个“封建史学家”的帽子。钱穆潜心研究辑古之学，是我国的国学三大家之一。国学吗，就是和古书分不开的学问。史学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国学没有，史学是国学的一个分支，钱穆用自己的国学观点研究史学，即以古书解古史，钩沉抉隐，使学人大开眼界，为什么要以无产阶级的观念，来剖析这样一位国学家呢？
虽然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其他阶级的历史研究成果就该抹煞吗？

读《读书》第4期人文教育专题

《读书》2006年第4期开头就是一个专题：大学人文教育。这好像是个新问题，但又像是个旧问题。大学通识教育提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各高校也做出了不少尝试。譬如加了几门选修课、又搞了二百多门的通选课，但是也没见什么效。
专题文章指出：不能照搬美国通识教育的模式，要根据大学自身的情况加入对学生整体素质培养的课程。这实在是重要的。作为大学，就要培养既具备人文素养，又有科学素养的人才。不能像职业教育学校那样只培养一些只能专攻一个专业的学生。又由于现在社会上的金钱崇拜已经渗入了学校，致使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学个热门专业，将来有口饭吃。而专攻一科死学的学生就往往是为了将来赚钱而上大学的。而大学又建立了一些满足这些学生专业技术学习需要的专业，例如法学院、商学院一类的院系。专题文章指出：这些院系在下一次大学院系调整中应考虑他们在大学中的地位问题。这些院系应从大学中分化出去。但是我想，这可是断了大学的财路。譬如在南大里，商学院就是非常重要的学院，如予以分化，可是折了南大半壁江山。但是那些地方上的土财主花点钱办起来的所谓“私立大学”，更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而应该取消所谓“三类本科”。
关于教学方法问题，专题文章指出：在大学教育中，应渗透对文献原著的阅读，彻底放弃先读“概论”，再读若干“材料”这种教学模式。这也是必要的。特别是文科学习，更要强调这一点。才能真正实现通识教育。但是这也带来了新问题，由于现在的大学教学骨干教师受到的也是专业科系教育，通识教育的师资成了大问题。
针对大学的改革，专题文章指出：中国大学应该学习美国的做法，大学前两年要进行通识教育，全面发展。第三年再进行专业学习。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么做会造成高中的体制发生改革，而取消高中文理科分班制。则必将引起高中教育体制的的地震。
但是，总结以上的观点，我想说：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专业技校！现在的本科生，不能叫做所谓“受过教育的人”。
我还想把原来在作文中写过的一句话再说一遍：我们上大学是时为了做学问的，不是为了毕了业赚钱的！

报纸与言论自由

本周想到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的笔还能不能那样犀利？我觉得不能，他得有所顾忌。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总是只看到一些正面报道。负面报道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比起正面来还是很有限。特别是人民日报、新华电讯、各个政府机关报刊等，很少看到多少尖锐政治评论。想到外国的报纸上可以公开指摘领导人的过失，而中国呢？显然不能。再看一看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等京津沪各地的商业性报纸，也可以看到敢于说真话的人的文章。政治性极强。这虽不是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但是也可说明一些问题。这就可以对比现在的报纸。现在有这样的报吗？没有。因为现在的报纸，政府机关报不能指摘自己的过失，而地方上的商业报刊属娱乐性报纸，不可能刊登政论文章。这就说明了我国的报纸的性质：政府报刊过于工具化，麻木群众；商业性报刊，只是为了赚钱而只刊登一些娱乐性新闻。缺乏政治性。
中国的大多数有评论的报纸都是市委“宣传部”办的，所以你就该知道中国人整天都只能知道些什么了。

“旧社会尽是祥林嫂吗？”

《读书》2006年第2期上张承宇的《“旧社会尽是祥林嫂吗？”》一文的观点，愚不敢苟同。本文是张承宇读美国人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的札记。而此文取名为“旧社会尽是祥林嫂吗？”则欠妥。江南的才女们的生活正如作者叙述的，是比较自由的。平时诗文唱和，过节也能出外一游，会会才子们。但是“祥林嫂”这个人物形象所代表的群体是什么群体？是旧社会的城乡劳动妇女群体！和才女有什么关系！？

文学这是怎么了？

读了《读书》2006年第4期李锐的《自由的行魂，或者史铁生的行为艺术》一文，对史铁生的新作《我的丁一之旅》有了点了解。《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最初在《当代》2005年第6期上发表，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对它的印象不好，原因是《当代》2006年第2期上有一篇读者来信，说这部小说文体艰涩，可读性差。但相比之下，史铁生的知音李锐说这是史铁生在病痛中对生活的思索，是作者最真实的感觉的表露。
不同的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有不同，是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写得让一部分人读不下去，另一部分人又觉得写得很好，这就有问题了。中国的文学历来是雅俗共赏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至诗经、楚辞如果消却文字上的障碍，是人人都喜欢读的。也正是由于可以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些作品才保留到现在。但现在，大白话写的小说让人读不下去！真是怪事！
中国文学的传统，丢了。

我们学校来了日本人

最近学校来了来访问的日本人，这件事有想头，说说。
老师在他们来之前，跟我们说他们是来中国交流的，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真是可笑！现在中国还有几个人恨日本人？能打得起来吗？都不知道我们的国人都麻木到何种程度了！升国旗时唱国歌，但是连老师都不张嘴，就更别提学生了。试想，中国人连自己国家的国旗国歌都不尊敬，可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国歌唱得正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本人来了。他们见了中国人、韩国人都非常有礼貌。我们班里一下子坐了中日韩三国人。碰巧的是来我们班的6个人中唯一的男生岩渊宽之坐在了我们班韩国人和我们班最恨日本人的李元宇中间。大伙一再劝阻韩国人不要和日本人冲突，他只好趴在桌子上睡觉。岩渊的友好也使李元宇对他以礼相待，他们俩还用英语对话。
下午，开欢迎会。会上还放了关于那个日本学校的录像。我倒觉得颇有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时事片子的意味。但其中有一段我迷惑不解。有个老师模样的人，赤着脚，穿着和服，站在个高台上，双臂举起，嘴里激昂的喊着什么。他喊完，学生们把双臂举起，也激昂的、整齐的喊起来。震动天地、声可裂云。这是干什么？这后我才弄清楚，这是他们日本的升国旗仪式！
曾经有媒体报道过长野冬奥会上日本人观看比赛后竟没有留下一点垃圾，国际社会评论说日本的文明程度超过了中国。中国人很没面子。其实大可不必。
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这个“文明”指的是文化成就，是那个广义的“文明”，而不是所谓的“礼貌”那个文明。至于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意思也应商榷。中国“礼仪之邦”之“礼仪”不过是《礼记》《周礼》和各朝史书礼志中记载的关于“五礼”的那些琐碎的礼数和程序。而不是指现在的所谓“礼貌”！
在儒家思想中，特别是《荀子》一书中，“礼”被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被儒家信徒顶礼膜拜。但实践证明，儒家的“以礼治天下”的社会理想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礼治”之礼，非现今“礼貌”之礼，国人不用嗟叹礼貌不如日本人，因为本来就没有可比性。

痴人狂呓：若干条歪理邪说

1.知识分子、农民挨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工人挨整的时代。

2.中国的教师比护士还要紧缺。治病的比贴广告的多，贴广告的比得病的多。

3.从文革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反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单一的民主政治方面到全面否定的转变。89学潮被平息后，现在知识分子们在谈论政治时就再也不涉及反社会主义了。

4.在中国，要饭是从要碗开始的。一个中国人，不穷到连个碗都没有，死也不会去要饭。

5.阶级不光要从财产上分，也要从思想上分。所以一切农民都不算无产阶级。他们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总会满足于手里的那一点点田产。那点地没了，比工人阶级还拼命的革命，一旦又得到那点土地，就会销声匿迹。现在农民享受了党的优惠政策，免了农牧业税，又免了特产税。政府还积极为他们找出路，农民都挣了钱了。也就穷讲究、穷摆阔，拿着钱胡糟践。只要富了，就把穷兄弟都忘了。拿着钱到城里买公寓住。其实还是小农意识：买了几层高的花园洋房，还是在花园里种菜，甚至还养猪！总也摆脱不了愚昧的本性。

6.中国革命之所以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不像苏联那样先占据大城市再向农村发展，是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在中国太庞大了，但又不能领导革命，所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伟大的共产党要以农村为根据地，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农民看来，谁让他们有饭吃，就跟谁走，甚至是为他卖命。一旦没饭吃了，就反他，也不管他之前是怎么给他饭吃的。所以他们只知道社会主义是让他们有饭吃的，不知道社会主义是让每个人都有饭吃的。这都毫不例外的合乎于他们的局限性。所以，现在党一直给农民最优惠的政策，也就是为了让他们安定。不反对社会主义罢了。

7.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给他们做主的不一定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做主了，人民会自动去找人给他们做主。

8.中国封建社会官员腐化成风，十个官有九个是贪官。但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和那时一样，也是十个官有九个是贪官。为什么如此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贪官却和封建社会一样多呢？因为贪官多少和社会制度无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在新中国到文革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贪官就没有现在多。因为他们没的可贪，“三反”“五反”又把他们狠狠地杀了下去。但改革开放之后，贪官也就自然多了起来。这颇似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进程，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到了奴隶社会就有了比原始社会末期多得多的剩余产品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本质是“剩余产品”的东西。只不过奴隶制用它来养奴隶，贪官用它来养势力。本质是一样的。这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面：“剩余产品”。

9.一个生理、心理都健康的人，经过社会的淘洗后，剩下的只有渣滓。

10.英国的羊吃人运动，将农民的地都圈走了，农民涌入城市，成了工人。而现在的中国，中国农民的地也被圈走了，而城市里工人也吃不上饭呢，所以都被逼得只能造反。所以政府只能够采取一些政策，安定民众。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闹大。但是，尽管政府下拨了救济金，但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还剩多少？

11.中国特殊而且灭绝人性的教育制度不仅造就了一批只会学习的社会累赘，还造就了一批成绩优异的流氓。

我眼中的“保先教育”

那天算我使坏，问了老爸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周国知是谁吗？”老爸竟然说不知道！
老爸是个共产党员，有二十多年的党龄。因为他属于集团的中层领导干部，所以参加的是第二批保先教育。这不，前些日子一连写了五六篇文章，都是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还让我用电脑打出来，郑重其事的用打印机印了交上去。老爸的文笔在他们厂里堪称翘楚。不多日子，最早写的那篇长达10页的文章贴了个标签发回来，说教在集团党委的学习经验交流会上演讲。老爸跟我说，其实那篇文章就是照着学习材料和党章瞎写的。还让领导当个宝似的，给弄到中层交流会上去发表。也不知道评选标准是什么！
形式主义这个东西在中国简直泛滥成灾，从政府到军队，从党员到群众，都生活在这个“形式中国”中。把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形式成是必需的。把小的功劳形式成大的……等等。
周国知曾是那一阶段全国党员学习的热点，但没过多长时间老爸就忘了！这“保先教育”也不过是个形式罢了。学完一个，立马拽脑袋后边去，再也想不起来了。
《永远的丰碑》是中央台制作的介绍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专题片，介绍过不少英烈的光辉事迹。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能发现，好多好同志都是死在叛徒手中！《永远的丰碑》介绍了多少位英烈，就叫介绍了多少叛徒！
后几天，看电视上说党内发起了“强调认真学习党章”的热潮！好么！共产党员学习自己的党章还用强调！岂非咄咄怪事！

我的读书生活（二）

对于史书，我觉得时常翻翻，了解体例，查阅时使着顺手就行了。不必做什么“手不释卷”的丘书柜。“四部”中的“集部”书也就作为资料，读其他书时做个校对就行了。没事干的时候，也多看两眼。倒有点心得：
我的脾气，自然爱看苏轼的词。因为风格多变，既有评述历史又有倾诉衷肠。是真男人写的词。不像秦、周、柳这些婉约词人，竟写不出一首像易安居士的《乌江》一样的诗！秦观怀才不遇；周邦彦吃着俸禄，整天琢磨音律等死；柳三变就更别提了，成天还得靠妓女养活，五十多岁才得了个官职，干了没几年就死了。哪比得东坡！自古大文人的政治头脑低下是个通病，李、杜既为明证。虽然苏轼被变法派、守旧派、“乌台诗案”整得多次遭贬，但是有它的政治生命的。故古今文人，可称道者，唯三苏、韩柳几人而已。宋文人较唐文人之进步处在于政治头脑的进步。这和宋朝文人地位的提升不无关系。
诗嘛，爱看李白和杜甫的。我不爱其人，但爱其诗。李白的诗虽说是浪漫主义，但就和红楼梦一样，用浪漫的抨击现实的。最为崇拜的就是《蜀道难》和《战城南》。而且为了弄清楚《蜀道难》中的“蚕丛与鱼凫”这一句，找了很多书，算是弄清楚了蜀王的世系。记在了我的《掌故会要》中。杜甫的诗是音律典范，也集写实之大成。杜子美的草堂诗我较喜欢。但从杜甫诗中可看出，他的不得志正是源于他的“忠”。
文章，我可不爱看韩柳的。说实话，我不怎么爱看魏晋以后的文章。对先秦诸子散文以至秦汉魏晋文赋有兴趣。所以买了《文选》《玉台新咏》这些书。
到了高一了，我的购书重点转移到了学术专著。因为史料类买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看钱穆的书。比较认同他的历史学术观。即提出一个问题，用常见史书钩沉抉隐，做出新的创建。最经典的就是《秦汉史》。
最后不得不提我的小说阅读。2006年第一期《读书》上登了王晓明的《红水晶与红发卡》一文，介绍了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我当时就被这篇中篇小说的情节和思想性吸引，就下定决心要看到这篇小说。但在网上看不到好的全文。就去记者买了《2004中篇小说》这本书。看完了，我就下定决心读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了。就开始买《人民文学》《当代》这些文学期刊。我早晚要写一篇我最满意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我的读书生活是混乱的。无主题的。我初中三年买书花了一万多。把老爸急得什么似的。我又考了个倒了血霉的分，就差了一分，白白的又拽给南开附中两万四！听说高中主要讲中外的近现代史，我买了这么多书还是用不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