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一年

唉，不上网是不行呀。不上网是什么事也不知道。没法儿，忙那个破会考忙的，弄得我每天晚上十二点就睡觉。当然，十二点之前全都在看闲书，可就是没工夫开电脑。这两天倒是没看书，开始看电视了，看中央八的《房前屋后》。情节倒是有些意思，只不过除了唐家小院之外的有些布景有点假：八一年那会儿有松花江小面包吗？那会儿医院的门窗都是铝合金的吗？那会儿各家各户门口有现在这样的小塑料报箱吗？我为此咨询了我妈，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听说这个电视剧打算拍上三部，弄个一百五十多集，跟韩国片似的那么长，而且要拍成“平民的史诗”。对此我充满期待，不过我想，等到故事发展到这个世纪时，布景应该就能真点了吧。
我说的不上网不知道的事是什么事呢？想必爱上网的神经病们都不知道，也不打算关心。当然，只是一件小事，就是《成都晚报》那事。其实就是在广告缝里夹了一句“向6·4遇难者的母亲们致敬”，并没有什么呀。可是这《成都晚报》愣是让人给整顿了。当然，实在是该整顿，天安门那事多少年没人提了，人们都快忘光了，干嘛要重提呢？干嘛要搔到痒处呢？干嘛要把实话说出来呢？犯忌这种事，不能不小心。别忘了，秦城监狱可还没住满呢！
上网搜索一下吧，输入“1989政治风波”、“6·4”、“1989天安门”这类关键词，倒是都能出来结果，跟八九风波有关的能打开的链接只有人民网的。看看内容，都是些官方说法，跟大学历史课本如出一辙。而其他的呢，点完了都是“该页无法显示”、“无法访问该页”之类的僵尸页面。为什么打不开呢？这还用问？被屏蔽掉了呗。
说实在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任何国家都存在这种事情。准确的说，任何国家都在某些阶段都有过这种事情。甭管是什么所谓民主最完善的美国，还是什么所谓思维最理性的德国，都出过迫害政见不同人士的事件。出了这种事，也不足以对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做出评判。但问题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一直反对的全球化都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存在？
结论只能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说什么也没用，赚钱的冲动、高考的紧迫、生机的艰难夺走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一切的思考时空。我们都忙于挣命，无暇顾及所谓的“理想”。其实，民主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所谓“积极公民”才享有的服务，对于现在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民主虽然被叫得很响亮，但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还太穷。
6月1号出的《南风窗》的封面故事是“民主·中国结”，具体内容没有提及89年那点事，但是为什么要在六月开头讨论民主这个话题呢？我这样说可就是有点找骂了，有些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了。可就算《南风窗》的编辑们没有这层意思，在这样一个月份刊登这样一个封面，实在是有象征意义。
礼拜四的历史课，我们班牟大叔就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跟我们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老王闹起来了。其实牟大叔说了什么？不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交好是因为朝鲜缺钱花么？这有什么错么？历史课本还天天跟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呢，难道朝韩和解的行为就不能解释为钱的问题么？这难道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情吗？
所以，甭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非洲的哪个部落，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都是锱铢必较地争夺利益，这就是国家这个矛盾体的共性。而原始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最蒙昧的时代，是因为人们不知利益为何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学说与理想，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用国家这种形式去实践，都不免陷入万丈深渊。很难说这两种主义的实践是成功的，因为这两种主义本身就是不完善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发生改变后，总要有前意识形态的携带者存在，是无法肃清的。新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都声称自己的主义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两样东西都装在一个狗食盆子里。
一个旧病复发的病人需要医生和护士来救他，但他不知道，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是来让他就死赴殇的。新的疗法旧的疗法都救不了他，该死，总要死的。
当然，我又犯了观点偏激的罪，请大伙处置。
所以，不要谈这种问题，应该尽量糊涂一点好。怎么糊涂呢？听流行歌吧。来，跟着信乐团一起嚷歌吧：
“死了都要二，让你我什么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