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

今天是报到的日子。早上八点二十我就到了学校。还好，没碰见任何熟人，因为根本就没什么人。
来到网球场边的花池，耳机里响起了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我忽然有了故地重游的感觉。这一切，都与我似曾相忘。网球场的高墙上缀满牵牛花，全是紫色的，花瓣张着嘴，但不想说什么，因为我闻不到花香。我鼻子有点难受，走上前，采下一片花间的叶子，放到鼻子上，把鼻涕擤了个干净。那叶子被鼻涕粘住，似是展翅的绿蝴蝶，被我扔到了地上，然后一脚碾死。看来下次一定要随身带好手纸。
溜达了一会儿，我返回教学区看看有没有来些熟人。还是没人。我走进系办，办公室几乎都关着门。有一间开着的，我走过去，一位大爷走出门来，我忘了他姓高还是姓齐，不过我还是问他今天是否能报到。他告诉我我记错日子了，报到日期是29号。
不过我很确信没记错，因为我记得的报到日期就是28号。
离开了学校，我摸了一下兜里，只带了一毛钱。书店碟店是别逛了，不过大早晨九点就回家很没意思，还是骑车到处逛逛吧。反正手机还剩一格电，把它听完就回家。
骑到十点半，这一格电还没听完，但我已经从五大道方向骑回家附近了。骑过西湖道的人人乐时，看见店门口搭了个棚子，拉上了布标，写着“正版图书称斤卖”。我拔下耳机，刚想把这拍下来，手机没电了。

不知怎么了

这几天不知是怎么了。心里总是在嘚瑟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不知是谁，在我心上挖了这么一个大空子。可是我用脑子一想，还不是我自己么。在这几天里，我没有了是非观，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到底是忘记了是非还是纯粹的是非不分？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很久前的我说过：我信仰虚无。不是说我没信仰，而是说我的信仰一切皆虚无。我始终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所有思想都是可以感知的。人们对事物的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所谓的感官感受到的所谓现象找到理由或本质。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失败或者陷入了困境。为什么要有原因呢？你可以感知就代表你可以解释么？你的解释对别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能够解释或描述就代表着东西确实存在么？
我这些天在想，不经意间一不留神秃噜出来的我和静下心来辗转反侧苦苦反思的我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其实这根本不用想。他们都是真实的我。但是别人不会这么想。人们都认为“人在不经意间会暴露出真实的一面”。但是这“真实的一面”的另一面就是不真实么？有哪个人是不真实的么？世界上有很多谎言与错觉，这两样东西不为人所喜欢，因为人们觉得这两样东西使我们的世界不真实。但是有什么东西不是真实的呢？又有什么东西不是虚假的呢？在孤独的个人的感觉中和在各种人的共同体的感觉中，事物的所谓真假甚至事物的本身都存在差异。那既是感觉本身属性的差异，也是感觉产生的经验的差异。我睁开眼，万物是真实存在的；我闭上眼，万物又虚假地存在着。但是我的眼睛本身又是个错觉，因为眼皮这东西是否真实存在着，我无力证明。我可以观察一切，但是我不能解释。我的解释只能描述我自己对观察的理解，对别人无效，甚至并不存在。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去观察，什么也不思考，但是人脑的缺点就在于你自己无法控制它，你不能强迫自己不想，甚至越强迫越要去想。所以，什么也不想既是方法，也是目的。
可是，就算什么也不想，就能摆脱虚无么？很显然不能。你可以摆脱真实和虚假等等实有，摆脱实无与虚有，但是无法摆脱无时无处不在的虚无。无者不虚，虚者不无，无者亦虚，虚者亦无。虚无者，无虚无无，无处不有，无处不无。不过说起来，干嘛一定要摆脱什么呢？对于我们这些一般活人来说，虚实相证，有无相生，竭其一生，以证大有，也并无不好。
王阳明对着竹子硬想，最终失败，不足为奇。他只需要躺在床上闭着眼在脑子里想竹子就可以了，因为无论他想出来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孤单的存在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其进行证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观察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证明？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证明世界的存在，但是这有用么？能说明什么呢？
综上所述，上述的乱七八糟，又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乱七八糟了。脑子坏了。

不期

又一个不眠之夜。我习惯了的习惯。我在静夜的两点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两个不属于我的声音。很遗憾，我要听的是相声，但是相声节目的时间被用来哀悼舟曲的遇难同胞了。寄托哀思，本是人之常情；刻意煽情，还算人之可忍；歌功颂祖德，就是令人讨厌了。
多年的习惯使我养成了不听相声就不睡觉的习惯。所以我的标准睡眠时间是每天凌晨两点，王琳白话完了的时候。今天没有相声听，我又睡不着，打开了电脑。但是我没有听电脑里的相声，因为没有电台的那种氛围。豆瓣电台的宣传语是“与你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电台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期而遇。期遇之后，委我而去。电台放的相声，我大多都听过。甚至听一个开头我就知道整段的内容。我只是喜欢电台的感觉。
同样遗憾的是，我是个没有丝毫善心的人，顶多有点良心。所以我虽对哀悼遇难同胞的事不甚关心，但也认为确有必要。在这个整天到处出蠢祸的国家，借悼念死人来悼念自己已是司空见惯，谁又知道明天自己会有什么不期而遇的事呢？生活本身值得经历和哀悼，什么样的遭际不可以接受呢？没有真倒霉，只有认倒霉。
前天晚上看了维姆•文德斯的《咫尺天涯》，德文原名“In weiter Ferne, so nah!”，直译过来是“那么远，那么近”，看来这次汉语很好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和《咫尺天涯》是我看着觉得颇为过瘾的片子之二，因为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德国人在没完没了地絮叨。柏林苍穹下中的天使德梅尔（布鲁诺•冈茨饰演，就是后来在《帝国的毁灭》里饰演希特勒的那大爷）为了爱去感知，去下凡爱他所爱的人与世界，咫尺天涯里的天使卡西尔则是为了帮助别人，为了体验他所不能帮助和理解的人或者说为了体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逝而下凡，但他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死了，又成了天使。当一个人渴望理解这个世界，或者理解其他人的时候，他与这个世界或那些人近在天涯，却又远隔咫尺。当你的一切都不再永恒，你会为短暂的欢乐而快乐，会为快乐的易逝而痛苦，这就是卡西尔所要体验的。用有限的生命去做点什么，最好是去爱，才能使你为与自己的不期而遇认倒霉。
昨天晚上，妈妈的老同事来我们家说事。说什么？主要是她家那一片要拆迁，但是她和她们那里其他一些人嫌拆迁补偿少而不愿意搬迁。事情已经迁延了几个月，拆迁方就要来强拆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我去我们家楼顶上站着，我嚷嚷要跳楼，把电视台的招来，逼他们每平米多补三千，实在不行跟他们说我有精神病史，闹成什么样我可不管。”我们一家帮她分析：第一，她们家那一片的拆迁是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容整治大干苦干恶干三百天”的结果，没人会为了她得罪市领导，所以没人会管她的事；第二，钉子户闹事大家见得多了，谁也不会把她的事当回事。嚷嚷着跳楼没人会当真，拆迁死上个把人也不是什么新闻，人家电视台懒得来也不敢来；第三，拆迁方如果愿意多补钱，不会打算强拆；第四，千万别说自己是精神病，因为就算你没有精神病人家也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精神病院，这不是什么新闻。我们问她为什么非要拆迁方每米多给三千，她说是为了多得点钱给他儿子还房贷。所以，我们一家人劝她：认倒霉。
我妈劝她：你赶上这么个事，认倒霉吧；
二姨劝她：你赶上这么个世道，认倒霉吧；
我爸劝她：你活在中国，认倒霉吧；
我没劝她：你活着，认倒霉吧。

哭笑不得

很久没看哭笑不得的片子了。今儿看了一个。艾胡子工作室的《一个孤僻的人》。豆瓣上搜不到，但电驴上下的了。看完了，孤僻感不甚深切，倒是觉得很荒谬。其实也不是“倒是”，因为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加缪的《局外人》。只不过，加缪或莫尔索的遭遇没工夫发生在中国。
莫尔索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过于理性的人，一个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人，一个像我一样怕热的人。但他在热懵了之后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而莫尔索杀的这个阿拉伯人与他几乎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莫尔索被卷进了朋友雷蒙的纠纷中，并成为杀人者。
真正有趣的，是《孤僻的人》和《局外人》都涉及到了一对母子。局外人莫尔索对母亲的死无形于色，在母亲葬礼的第二天与女友谈婚论嫁，甚至因此遭到了检察官的道德攻击，并以此为推理的逻辑起点进行指控，最终成功判其故意杀人并处死刑。孤僻的人杨佳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无组织有预谋地弄死了几个遇到他的倒霉的人，在此事发生后的的第二天，作为关键证人的他的母亲就被警方控制，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调教变成了“人格障碍”和“精神病”，并被剥夺了姓名。最终，孤僻的人被成功杀死，事情也被多数人成功遗忘，就这么完了。
在《孤僻的人》里，人们似乎都在强调所谓“程序正义”，在法的门前的七嘴八舌们这么说，公安局的人、法院的人以及给公安局和法院看门的人也这么说；被孤僻的人的家属、为这个人奔走的人还这么说。但是谁都没有力量来实现他们嘴里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程序？当然可以说，程序体现了精神，精神决定着程序。而且，中国的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听起来还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不被实施罢了。而《局外人》中，程序正义上没有问题，加缪得以直面世界的荒谬。也就是说，莫尔索可以以最纯粹的目的说得牧师哑口无言。
正义是杀人的，而且貌似只能用杀死别人的方式体现。杨佳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正义之名冲进了刑场，法院以“惩治犯罪、杀人偿命”的正义之名走出了刑场，他们似乎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但是正义这东西并不存在。莫尔索被起诉是因为杀了人，但是他被判处死刑是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哭，这倒是与正义无涉，不过检察官和陪审团起诉和判罪的依据是道德。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死无动于衷，他就有理由杀死一个别人？看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审判他的人就有理由把他杀死。因为这样的执法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道德教化。
人们发明道德似乎就是为了教育别人，但最后的结果总是让人对道德哭笑不得。道德是理性自由意志的排泄物，社会准则什么的就是扯淡，尊老爱幼、葬礼要哭这类只是个人爱好，这是每个理性人的自由，社会无权干涉。
但事实是，人们很少有理性道德，正义也都狭隘为惩罚罪犯和报复虐政这两大类。莫尔索有些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人，这是荒谬的，检察官对莫尔索的冷漠式的冷静借题发挥指控其有罪也是荒谬的。莫尔索的存在不是荒谬的，荒谬的是除了他之外的世界。对荒谬默默接受并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反抗绝望远比反抗荒谬重要得多。杨佳风风光光地杀了几个他认为随时能作恶的人，因而不会承担什么道德风险，然后风风光光地死了。这样的自杀杀人似乎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不值一提。他们都是在反抗什么吗？这我可不知道。如果说他们就喜欢杀人，我也能够理解。这世界本就没这么多理由，有的只是借口。
从加缪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局外人是一个理性的人，并且深沉地爱着她的母亲；从谢大律师的嘴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孤僻的人是一个精明的人，并且爱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因不同的原因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死刑。社会杀死了他们，将来还会以各种方式或者说罪名杀死更多的人。他们杀死了社会，死后还会以各种方式重返社会，继续把各类死者杀死。杀人不需要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是一种基因，一旦形成，无法烧去。杀人只是一种命中注定或莫名其妙，或者是一次命中注定的莫名其妙。这不是荒谬，而是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