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活着

很久没有骑那么远了。
就像我很久没有写玩意了。
这期间,歪诗写了一些,越写越歪、越无趣,但我就是在写。
我的一切,似乎都在5月20号那天停止。只剩生活。
久不买碟,EE倒了我都不知道。当然,就算一直买,EE还是会和我一样突然停止。
在别人眼里,我几乎成了多半个鼓捣手机的人了,因为我经常要为很多脑子还不如自己的手机智能的人鼓捣手机。
当然,我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这可以使我成功地跟我本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人多沟通并混熟。
另一个跟人混熟的办法就是聊足球。而且,这些人恰巧不喜欢用智能手机。
跟在一个场所工作的人混熟了确有好处,但是远非必要。和自己混熟才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常常要在两种思想模式中跳来跳去,自相矛盾但又并没有无所适从。这样的好处是我能够自由地理解很多问题,不必发很多没必要的感慨。
但正因为如此,我就自然地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继而缺乏思考的动力。
是这样吗?提出问题的代价似乎很大,甚至超过解决它,或者,很多问题被提出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
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要靠音乐和相声活着,电影似乎远去了,但她终会回来。
骑车,作为一种生活,也许可以使我找回过去活着的感觉。
上个礼拜二的半夜,我骑车穿过空无一人的天大;
这个礼拜二的半夜,我骑车在南大东门外的天桥上转了两个圈。就像在天桥上往下扔石头的雅采克。
至少以前,我没有机会经常在半夜里在外面听着音乐骑车。
只是换了一种活法而已。
只是又到了我喜欢的季节而已。
一切都从未改变。

2011年5月5日星期四

可爱

本-拉登也让人弄死了。就像萨达姆那样。世界再一次变得更不好玩。
弄死萨达姆时,好歹还有全球直播:一群打扮得像恐怖分子一样的人绞死一个凶狠的独裁者。而这次是直接爆头,只有推特上的延时文字直播,而相关的图片只有几张PS出来的艳照。
在萨达姆被绞死的一天半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矫情他。高中时文章的语气令现在的我看了后感到很恶心。也许这是我的习惯,我总是对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
今天躺床上翻Google Reader时看了孔庆东老师又一期第一视频节目的文字稿,我只看了开头,孔老爷质疑在新闻中存在的”奥萨马•本-拉登”这个人是否存在,我立即想到了从前在伊拉克被当作头号恐怖分子弄死的扎卡维。他是一个和本拉登一样既或有或无又可有可无的人。或许借尸还魂这种事哪国人都在干,但一具伟大的尸体终究无法证明一个卑微的人的存在,就像现在的中国。
“恐怖分子”是这个世界或者说很多美国人对本拉登麾下部众的称呼,这些人聚集起来的集团被称为“恐怖组织”。这样的组织夺取一个地区的控制权后就可以建立一种“恐怖政权”——如同割掉那名阿富汗女孩鼻子那样的可爱政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升华成一种主义,这被称为“恐怖主义”。哎,不对啊,怎么看着这么耳熟呢:这个模式好像也同样适用于另一种组织和主义:“共×××”。
不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本拉登被弄死后,有那么多的赤贫者为之惋惜,有那么多反美人为之招魂,更有人将其称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这话倒是没错。在豪宅里被帝国主义给爆头,倒像是民族英雄的死法。不过,我倒是一直听从丹尼洛•契斯的劝告:“不要为民族英雄写葬礼演说词,你将会后悔。”听人劝,吃饱饭撑的。
话扯远了——也许我想说的是,本拉登这个人完全可以不存在,但他总是存在着。他被爆头了,他被直播了,他被美国人扔海里了,但他完全可以不存在。不过很多人总是在希望他存在,美国人是这样,中国的左粪是这样,中国的右粪还是这样。否则,他们也将不存在。
对很多人来说,寻找对手是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事。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制造对手是更重要的事。寻找或制造对手,是他们证明自我存在的重要方法。这些天我都在看皇马和巴萨的德比,贺诗人总是在说,100年来,正是有了对方这位伟大的对手,这两只球队才变得如此优秀。或许是这样吧。不过,一个为对手而存在的人,终究是可爱的。
在和平部和真理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也许就藏着欧亚国的签证;而霍弗更是证明了,一个希特勒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将一群激进的共产党员变成疯狂的纳粹冲锋队员。这除了物极必反的原理之外,或许也是对手之间的默契吧。但这种默契,今天已经不再。
哎,享受孤独吧。
不过,上面文字的语气依然让我觉得恶心。

2011年4月9日星期六

冷得发春




前些日子我又发春了。缘由很简单:看了一部电视剧,听了一首歌。看的电视剧是《幸福来敲门》,跟家里人一块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但是看得没头没尾,最后到网上看的全集;听的歌是豆瓣电台上放的赵承禹的《春逝》主题歌。当然,发春是以上二者的化学反应所造成的。
为什么我发春了呢?
《幸福来敲门》第三集末尾和第四集开头,宋宇生到江路家做客,江给宋沏了咖啡之后,俩人坐下聊天。通过这个剧情我重温了我的梦想:和我爱着的女人一起,坐着,喝着白开水,聊着天。我对于爱情的期望仅此而已。
我如果爱一个人,我是不会对她说的。恋爱或结婚这样的行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很沉重,我也没有相应的时间和勇气。我总想把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都私人化,但这终究不可能。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我意识中的理想状态就是这样。
凑巧的是,那次我正想着上面提到的那段情节,忽然听到了《春逝》,真是百爪挠心啊,心里一股暖流往上涌。
过了几天,看电视时又看到了《幸福来敲门》,不过略有不同。第三十五集后段听到的一首插曲《爱着》是网上全集的版本里没有的。当时我就听哭了。能让我听哭的一般都是影视插曲,因为情节会把我的心搞乱,直至搞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这次听哭也有所不同,因为我跟着唱了。我在心浪微波上写过,防哭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跟着唱。一首掉牙的老情歌把自己唱哭,弄得我跟《生之欲》里的渡边勘治一样,好像在感叹自己来日无多似的。不过我觉得这么说自己倒也没错,21岁以来我时常有一种苍老、疲惫的感觉,对自己抱着乐观的失望。或许这只是由于前路不明?就像王胖子的那句话:“抬头,看见黑板了么?你们的前途比它还黑。”时间不多了,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确是个爱哭的人。大概因为那时的我很敏感,成天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但在我的意识里,那时属于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记载,也没有清晰的记忆。我只能通过父母的介绍了解那时的我干过什么事,仿佛那段历史与我无关。但我又真的对我的童年一无所知。我只记得,那时的我很爱哭。
看来我真的老了。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脚扭了




1.前几天脚扭了。莫名其妙、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就开始疼了。所以哪也去不了了。只能在家呆着。
在家里呆着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最享受的事情还是听着音乐骑车闲逛。
有一天骑过北安桥时,耳机里响起了普莱斯纳给十诫5配的三段原声:Tu ne Tueras Point Part 1 Et 6和 Part12。我当时就想发个微博或状态:听着这音乐,骑着车,我仿佛华沙街头到处乱撞的雅采克。
十诫之五杀诫恐怕是我看的次数最多的片子了。我喜欢一次次重看这个把杀人本身当作一种欲望,带着些许犹疑又很单纯的人。
我喜欢十诫序列里的60分钟版本的杀诫强过后来加长的70分钟版本。后者开头吊死猫的暗示太过强烈,不利于引起观众更丰富的联想。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想说的话都借着律师之口说出来了,很容易抑制观众的思考。
“惩罚……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当它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时。但现行法律可带有报复意味。它真的是为无辜的人着想吗?”“从该隐弒弟以来,没有一项惩罚曾让人改过或令他远离犯罪。”
律师的话说的很有道理。耶和华也说过,凡杀该隐者,必遭报七倍。但是杀死罪犯的法律或法官们遭到什么报应了?上帝没在的时候,人们能相信的恐怕也只有法律了。当然,此时的法律,只是复仇的一种。

2.昨天,我妈说我家的盐只剩下大概半袋了,要做好准备吃酱油了。但是酱油又能吃多长时间?说实在的,酱油不是吃的是打的。那些抢着买盐的人也只是一群去打酱油的。
疯狂抢盐的人群是一群失去理性的人么?我看不一定。我觉得这只是一群想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活着也许是最大的理性。
但是,“活着”这个词太无力,太沉默,“活下去”似乎是更有力量的说法,但是抢盐的人们配得上被称为“活下去”么?有什么事让他们“活不下去”么?
真的没什么事。但是恐慌总是比事情来得早。
推上莫之许有个很好的提议:“若干年后,会有汉学家写出一本《抢盐——2011年中国谣言大恐慌》的巨著吗?”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不应该由一名汉学家来写,而应该由人类学家来写。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会有这么一批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果非要说中国与其他同类国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不同点在于其他国家都是西方现代国家的殖民地,而中国永远是东方中华帝国的殖民地。

3.前些日子看《人间的条件》时,我就在想:所谓的敌人之间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相互的信任么?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很没意思。
这些日子玩心浪微博,眼见五共中央和三炮奸党互相喊话,大打出口。双方都以对方愚昧无知为理由,互相倾诉着对对方理论或逻辑的不理解。我在看这些言论的时候,我由衷的感觉到我在浪费我并不宝贵的时间。
下面引用一段窦含章老师的著名微博:

@窦含章:日本完了!昨天与一些博友吃饭,我说日本完了,有朋友说:当年美军轰炸,日本都挺过来了,今天这点儿地震算什么啊?我当时没作声,但我心里想,日本要恢复,得需要国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啊?可按照西方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理论,日本人会问:凭什么让我牺牲啊?我是纳税人!所以,日本完了……

在这一段奇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窦老师是一位理论、事实和逻辑都搞不通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或者说这样的话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弄不通理论,无视事实而造成的逻辑混乱么?我同样是一个说话、写字都不讲逻辑的人,为什么我不能理解窦老师的无逻辑语言呢?还是我不知不觉地把他当作敌人了呢?
通过看新闻我们可以知道报道即遮蔽的道理,理论研究也是一样,不遮蔽某些不利于自身理论生成的东西就无法形成观点或理论。这也就是白芝浩所说的:不偏激就无法形成观点。所谓的“公允”,只能用来形容对某事物的评价。
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终究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像这大千世界一样是自我的深渊。大自然能否穷诘呢?自我又能否穷诘呢?靠偏激和遮蔽形成的所谓“观点”,对于世界和自我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多么混乱的逻辑啊。

4.校内上很多人转载关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援助日本反而加速其侵略中国等等的史料文章,并且加上了“不转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校内体转载字头。有人用“农夫和蛇”来比喻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比喻既恰当又扯蛋。恰当在于对双方实力的概括,而扯淡在于救蛇被咬的农夫是因为善良,援日被侵略的中国是因为愚蠢。因为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中国依然在以愚蠢的“以德报怨”来显示自己道德高尚。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从前的日本一样,都是死要面子受死罪。
一个四分五裂的崇尚“大一统”的国家,动用政府、民间的力量援助一个以侵华为基本国策和军事战略的国家,在道德上不可谓不高尚,高尚得令我感到害怕;在战略上不可谓不愚蠢,愚蠢得令我感到愚蠢。一个道德高尚的君主对于他的臣民来说就是一个灾难的来源。不过我能理解,对于当时的中国,高尚比愚蠢重要。或许中国人真的认为,日本虽有心侵华,但是在接受了中国的援助后会停手?
当然,校内上的文章有一点没提到:关东大震后东京都全城大火,有人造谣是韩国人纵火,所以日本人滥用私刑报复韩国人,有很多中国人被当作韩国人打死打伤。
对于德意志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来说,对外扩张是国策,是“争取生存空间”的必需。二战不是应该的,但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发动战争可以为各种惯于服从的人民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可以为喜欢征服的领袖提供存在的价值。但是中国与她们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民和领袖中国都有,但是中国却“高尚”得近乎愚蠢,没有丝毫的战略理性。

5.这两天脚好了,也出去溜了,学校还发了15块钱的“副食补助”,我有了钱,买了几张碟。在同安道的碟店,我鼓起勇气走进了最里间的CD间。离我第一次来这里已经四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进卖CD的里间。
这的CD貌似是原版,因为最便宜的一张也要60多块。很多唱片我在电驴上下过,看着很眼熟。有一张科隆弦乐团版本的水上音乐我在电驴上下不着,这里居然有,我高兴地拿下来一看,120!算了吧,现在买还不是时候。
我骑上了车,听着音乐,回家了。

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我想骑车

很久没写玩意了。懒得写。将近两个多月什么也没写,不知不觉就创造了纪录,当然,还有一条纪录是:从1月29号到2月22号这二十多天里没洗澡。
还有很多人也在创造纪录。例如比利时人超过250天没有有效政府,大学生们上街呼吁建立一个政府。这可真是世界奇观。
同时,n 个国家的民众游行,打着要求改革的旗号推翻了他们的专制政府,全世界都说阿拉伯人在追求民主。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民主能为被奴役了这么久的人们带来什么?会比现在更好么?至少卡炸飞的轰炸机把的黎波里变成了波兹南或北京。
推上的人们热烈庆祝着所谓的第四波民主浪潮,不久后就有几个人消失了,被请到各地的看守所。北京的某家麦克唐纳餐厅被施工了,遮上了一层薄薄的蓝板。众多的警察被放了鸽子,于是他们打算去抓更多的鸽子。
追求民主好像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自由。但他们把“民主”追到手后,往往得不到什么。对于当奴隶太久的人们,也许正像奥威尔所预言的那样,自由即奴役。大多数奴隶向往的是免于做决定的自由,或者是不必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负责的自由。除此之外,民主、僭主、君主、独裁、极权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些听不懂的词汇。通往奴役之路永远是那么宽阔,而通往自由的路尽管少有人走,却还是那么的拥挤。
这些日子看了几部电影。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小林正树的《人间的条件》和谢晋的《芙蓉镇》。两部电影都在追问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做人,他们的不同点是小林正树问了10多个小时,而谢晋只问了3个小时。
对于Kaji这样的日本人,那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时代。一个人想保有自己的尊严和原则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不久之后就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面对着仍然在反抗的中国劳工、没有人道的官僚体制、泯灭人性的日本军队、时刻骚挠死亡的战场、耗尽精神与肉体的逃亡、挑战精神强力底线的奴役,Kaji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最终倒闭在雪原上。我很难说他在追求自由,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里的自由人。当他在逃亡途中追问自己仅仅为了通过一条十几米宽的公路而杀死一名苏军士兵时,他是一个可以自由思想的人。逃离一支泯灭人性的军队或许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因此找回人性的人却并不多。
与小林的片子相比,谢晋的片子拍得简单而又直接,用芙蓉镇这样的小镇和不多的几个人物来重构一个无法为人的时代。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对多数人来说不失为好办法,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享受牲口的尊严将无法提供自由。当一个牲口一样的自由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时,他们还幸福吗?也许吧。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Kaji和秦癫子这两个男人都是自由的人,但在别人眼中他们都是牲口。死亡固然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人最后的权利,但是他们都在自由的活着。不过这两个人都告诉我,自由也许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当然不是免费的,但是,它一定是私人的。大多数以追求自由为目标的群体或政党在行动的过程中很难保证自由,而行动的成功往往就意味着它的失败。因为这些人得到的自由只是免于孤独的自由,是一种社会权利。但是自由的本质是孤独,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而我所希望拥有的,就是孤独的自由和自由的孤独。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我通常会回答他们没时间或者挑费太高。我没有必要告诉他们别的,因为懂我的人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独自在家听听音乐,打扫打扫我的书架当然是最幸福的事;独自在家听着音乐,打扫我的私人厕所也还好;但是被女朋友拉出午门陪她,那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了。
晚上,我听着音乐骑车顺着红旗路、复康路、卫津路、长江道来了这么一圈。感觉真好。这就是孤独的自由吧。同时我也明白了,这俩月没写玩意的原因就是,车骑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