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扯淡

五号那天写的一个叫《打死我的棍子》的玩意，我在简介里写“明天就是小年”，实在是错出圈去又错回来了。这责任在我们家的电子表。那天我妈在里屋问我今儿阴历多少号，我没眨眼皮抄上一个数就告诉我妈是二十二。我妈也没提出什么异议。就这么过去了。之后写玩意时也就这么写上了。后来我爸说不对，今儿应该是十八呀，我一看才知道，电子表写的日子没错，是十八，我把温度栏上的22度当成阴历日子了。不过还算好，这说明我们这儿暖气给的挺足的。
这两天这身酸懒肉化不开了，我原想五号就出动的（出动，指买杂志，老三说的，浆糊黑话），到现在也没迈出家门一步。这当然不是我们家门太厚，还是我懒。还好，扫房擦玻璃上礼拜就结束了，贴吊钱还为时尚早，床罩也没到洗的时候，所以我还能没事干（洗床罩当然不归我管）。作业也不写，小说在心里琢磨好了也懒得下笔敲键盘。真正想写的就是这一类扯闲篇的东西。
当然，写东西对我来说是最不必要的。我当然不是那种有事就得写出来，不然就憋得难受的那种人。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这一分钟里我想干，那就能干出来。所以这既不是什么生理需要也不是硬着头皮。不过我知道，我是很难在静下心来写什么正经玩意了。
捧起《读书》12期捡了捡漏。《读书》上的“著译者言”这个专栏我通常懒得看。这次看了一下，不错，还算能终此篇。现在《读书》能让人眼巴巴看完的文章是越来越少了。不是说文章的主题不好，实在是撰稿人们的文笔令人不敢恭维。好了，不打嗝了，说正事。这篇著译者言介绍的是日本人和辻哲郎的《风土》。观点有些意思，但是好像在哪见过：就是说一个民族其性格的形成与居住地的自然气候环境有关。比如处于季风气候地带的中国、日本、印度，由于人们既要忍受自然灾害又要享受自然的赏赐，所以形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并具有细腻的感性。沙漠气候之于阿拉伯人、非洲人、蒙古人的好战与坚强，牧场气候之于欧洲人的理性与富足。其实这些不用那个日本人瞎咧咧，就我们高二上学期做过的一篇历史卷子就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就有过对气候与民族性格关系的论述。而且与上文说法大体一致。
但我想的是，像这一类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有什么用？这部《风土》的译者说，和辻哲郎写这部书是单纯的“考察文化”。是否真的是这样不必多管。好，我把这个称为学术目的；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与民族性格的名著《菊与刀》的开头，作者说写这本书或作这项研究的缘起是美国政府为制定对日本的政策而对其进行的“委托”。这个就叫“行政目的”；一百年来中国的众位学者作家们探讨不休的所谓“国民性”问题，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就是想依靠对国民性的批判，来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满意的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国民，几乎可以等同于说是劳苦大众。那么，知识分子眼中理想的社会是否就是劳苦大众所希望的？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阶级的（在此我不得不拿我不愿意提的阶级说事）。我记得钱穆有这么一个话：“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相异处。”（《国史新论》）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我觉得有道理。但是这是一种传统社会的表象，放在现代革命（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则不太合适（当然这句话本身跟革命没什么关系）。在我的观念中（是我自己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瞎蒙的），在现当代世界的西方，知识分子是算在无产阶级中的，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却成了资产阶级（大多是城市小资）。这也是中国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很多矛盾的根源。从反右到文革再到89学潮都是如此。
回到上一个节骨眼吧。探寻一个民族的性格，这样的工作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而真正需要知道这些的或者说知道这些真正有用的，是政治家而非学者。一个学者要揭示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家的，学术上的野心（这不受政治家的支配）。当然，我不敢说我敢于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太可怕了。我敢说我真的折服于这种历史、文化、时间、空间意义上的深远。我曾经对自己做过测试：惠施的一句“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使我感到害怕（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翻译成化学或物理上的原子理论我就不害怕了）。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一句：论坛们，不要再有那么多的Google广告了好不好？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