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菅管）：草菅人命

小姑娘，英语叫 girl，相声行话叫抖花子。小姑娘有两大特征：一是喜欢捡贝壳、捡海螺；二是采蘑菇。现在，小姑娘捡完了海螺，要是吃那可得注点意了，千万得弄熟了，别弄得再得了病。北京卖福寿螺的酒楼，工商局、卫生局下文的意思是要“养成其恶”，得等得病的人多了，把事闹大了，才好出面处理。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新工作法。有关部门的意思是如果想把事故和责任人彻底处理干净，那就得治个大罪才能斩草除根。
到现在为止，卖福寿螺的酒楼不但没关门，而且还在甩卖福寿螺存货。水产市场倒是真的没有人敢卖福寿螺了。所以你也就不能说人家有关部门不作为。老百姓又拿这有什么办法？
是人命重要，还是责任重要？
某某人拿把斧子，砍死一个人，够了死罪。几个月后法院开庭一审，报到高法，下了文就可以执行枪决了。可这回东北的化工厂放着污水处理设施不用（说实话是用不了），剧毒污水成心往河里倒，还好没染了松花江，否则就不是一两条人命的事了。但是，就算是死了人，就算是死上几十个人，也就只能算是“责任事故”，放毒的人顶多判个十几年二十年，反正绝对判不了死刑。那么我们得问问：成心往河里放毒，跟谋杀有什么区别？就不至于判死刑了？
引用严歌苓《第九个寡妇》里的箴言：“什么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可不吗！旧社会没饿死的人，大跃进时饿死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得再雄壮，也得讲点最基本的可怜等级的人权吧，总得让人能活着吧。
乱世用重典，现在这所谓的治世（有人还说是太平盛世），好像就不必用重典了。可是，由治变乱，却仅仅在这律典轻重之间。

窗户外面

这年头，甭管红白喜丧事，都要抓住热闹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门口这就乒了乓啷的跳了一整天。直到现在，我才弄明白，是本田大厦底商的新门脸开业。好像是卖衣服的，卖的还都是休闲装。但这就更让人纳闷了，卖休闲装怎么也得时尚一下，怎么弄了一大帮人扭大秧歌？
说实在的，这位老板可能不是南方人。南方人避讳多，怎么会让自己的对门是寿衣店呢？
雅安道的前半段刚刚压完新沥青，但是路灯依然照旧，一个礼拜也就两三天亮。剩下的时候，只能借寿衣店的灯箱照照亮。按说是够瘮人的。
寿衣店旁边的小门面房已经拆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地上还是有散落的砖块。像现在黎巴嫩的某些地方。虽说停火了，但只不定什么时侯又得折腾。
另一扇窗子外，直接可以看见三座正在盖的楼。中间那座已经封顶。
站得高看得远，要在原来，同一个方向，在二楼只能看到锅炉房沾满煤尘的墙。而在五楼连天环客运站都看得见。但现在，站在二楼和五楼，看的却差不多远了。一个人想看到远处的东西，可受外界东西的干扰太大了。鼠目寸光，也并不都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尽管在检查里不能那么写。
看月亮看久了，有的人就想把月亮摘下来据为己有。但在我的窗子前，这不可能。我家两边的窗户都有把窗户封死的护栏，想跳楼都不成。甭提摘月亮了，连看到的月亮，都被护栏挡成一道一道的。我把这称为“月窗食”。
离开学还有八天，离交作业还有两天，离一个月38小时的上网限时还有一小时零几十分钟。但这些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没到。
没到，它就不是历史。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很多人却又希望再经历一遍。这太天真了，所以，这些经历只能在梦中重温，但是不巧，做了恶梦。梦见了以前受的苦，于是又决定，把接下来的每一天过好。接下来的某一天，又苦的没法忍受了，又希望梦到过去的好时候，又做了恶梦，于是又鼓起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
这样，还不如死了呢。

乾坤大挪移

真是幸事啊。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亲眼看到了乾坤大挪移。太阳系九大行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变成了八个。小学时的自然课，如果跟老师说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是要被施以“立体式教学（罚站）”的。现在，教科书真的要改了，百科全书也要改了。根据我们年级王胖子同志的说法，天津的教材只和西藏、新疆的一样，所以天津很落后。
事实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天津真的要改课本了。不独是改课本，连学制也要改了。改成了学分制。我估计这么一来，那些早上学一年或两年的朋友肯定得蒙头砸桌子了。
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高考移民城市，其作用恐怕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每年，几万的顶着蓝印户口的蓝盔部队步伐齐整的冲击着天津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另外，天津郊县的优秀学生也在盯着醉生梦死的城里学生。
在天津，农村包围城市；在全国，外地包围天津。口外的防御已经吃紧，南线也已被突破。被天津人的碎嘴称为“南蛮子”的南方人，来到天津抢占地盘。根据高一三班学报的独家报料，高考权威专家孙某某介绍说，南方藤甲兵的进攻方式是这样的：先在天津买房，上高中，利用天津的高考试卷考上好大学，再把房子卖了上大学。
不愧是藤甲兵！这身藤甲就是房子。上高中可以住，上大学可以卖。这样的特种部队，真是不好对付。
另据孙专家介绍，由于2005届的高一是旧教材的最后一届高一，所以，此届高一过了两年高考后，由于教材的改变，故没有复读的机会。而且，持蓝印户口参加天津高考的外地考生每年都要增加若干万人。
天呐！这么一来，天津本地的还有活路吗？
当然，在菜市场，本地的东西总是好的。本地带鱼、本地小白菜，年底年初还有卖本地日历的。
天津作为高中学分制改革的试点区，终于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请原谅我不识抬举），这是否说明，天津的生源差，糟蹋了也不可惜？
下岗的爹妈，加上一个高考落榜却没法复读的学生，正好一个旧体制的陪葬品家庭。
现在，我们南大附中高一全体还都等着高二分帮的消息，谁归斧头帮，谁归菜刀帮，还很难说。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三流学校的学生来说，我们的归宿是……？

咱中国人的嘴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这是天津人说湖北人的一句俗话。在全国来说，最没本事的不是天津人，嘴最碎的，应该是天津人了。天津人自己没本事，碰见有本事的就说长道短。天津人最看不上的，根据我16.8年的生活经验，我觉得应该是湖北人和河南人。
不独天津人，中国人都是这样。起码在全国来说，除了河南人自己，别的地方的人都看不起河南人。也别怪某位河南老兄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非得把河南闹独立了才高兴是吧！”
河南是中国的劳务输出大省。河南有一亿人口，你说全国得有多少民工来自河南。中国城里人被中国民工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还要骂民工素质低，骂输出民工的省份河南。骂这骂那，无所不骂。
中国人的奴性是出了名的，但是别忘了，有奴性的人一旦当上主子，无论别人多有奴性可都要倒霉了。中国人觉得自己当上主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对手下人任意凌辱。作为主子的中国东部就会讥笑养活自己的中国西部。从平民坐上皇帝的刘邦和朱元璋就可以随意屠杀功臣。所以，中国人奴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人有奴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主子奴役别人，而不是解放奴隶。所以，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会花这么大代价。
话扯远了，说回来。中国人过早地发明了“君子”、“小人”这两个概念。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想把自己塑造成君子，却往往成为小人。事实上二皮脸大有人在。自己做了丑事却百般狡辩，怎么说都是他的理。某名将带着百万大军出征，檄文、旗号、冒牌先皇子孙全齐，师出有名，打人家三万精兵打输了，就来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就完了；某著名智囊朝秦暮楚，惶惶如丧家之犬，双方一交兵就到敌方营寨投降，来个“良禽择木而栖，英雄择主而事”就行了。
中国永远缺少实干家，而从不缺少评论家。
看看当前吧。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韩国提出严正抗议。可这有什么用？这要是在印巴，早就互相驱逐外交官了。人家往你心的伤口上撒盐，中国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当然，也都懒得放，还得学习呢）！严正抗议也就算了，却连个《人民日报》头版都挤不上去，头版上竟然还是在学习《江泽民文选》大会上的讲话这种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真不知说什么好。说起来，中国对日本的反抗行动（不是反抗言论！）仅仅是若干个中国黑客攻击日本网站。官方除了开个记者招待会、把日本大使找来训一通外没有任何举动，并且毅然掀起了学习《江泽民文选》的高潮。
一张脸四张嘴八张皮，中国人的聪明也就在于此吧。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鲁迅要是活到现在，恐怕得官司缠身了。都甭说别的，一篇《阿Q正传》就可能给他带来好多官司。因为涂怀章写小说也会被判诽谤罪，鲁迅那么有名，识不识字的人都知道，把他告了，原告就可以名满天下了。
告鲁迅的理由太多了。他的《阿Q正传》在当年就惹起过很多人的猜测，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在写自己。现在是法制社会，人们都懂得依法维权这个道理，所以告鲁迅一个诽谤罪应该不为过。如果自己干的事和阿Q干的太像了，也可以告鲁迅侵犯了他的隐私。如果原告姓裘或邱、仇这类Q打头的字，就更可以算是一条重要证据了。
算一下吧，《呐喊》有14篇小说，《彷徨》有11篇小说，《故事新编》里的人物太老算不上，那么可以打官司的小说就有25篇了。如果陈西滢的后人再把鲁迅告了，那鲁迅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事实是，鲁迅没活到现在，很多人也一定叹息痛恨他为什么没活到现在。行，没活到现在也行，你鲁迅总不能什么地方也没去过吧？鲁迅去西安，住的店，改成西安市鲁迅纪念馆；吃饭的饭馆，也可以叫咸亨酒店西安分店；鲁迅走过的街，也就成了鲁迅一条街。都能成个景点，再混上个文物保护单位，就更好了。还能解决就业问题。
鲁迅这样的民族巨人，拿他出名的人还不敢怎么样。那现如今娱乐圈里的明星，人们就可以想怎么恶搞都行了。某女子挺着大肚子状告某男明星强奸；某男子腆着脸上的吻痕状告某女明星调戏……不必说为什么现在的人都想着要出名，出名也就罢了，现在的人们却是不论英名恶名全都通出。不要脸算什么，面子多少钱一斤呐！当然，面子如果能卖个好价钱，现在的人也会做这笔生意的。某大学讲师苦于升不了副教授，东拼西凑写本书，论证出了《三国演义》作者是施耐庵、敦敏敦诚就是脂砚斋之类的成果，某学术杂志全文转载，冠以“学界新论”、“学术新葩”之类的标题，这某讲师可就出了大名了。也甭管怎么被人骂，能出名就行。就算升不上教授，出了名了不在大学干了，一样赚钱不也就行了吗？
拾人牙慧，已为可耻，沽名钓誉，实实可憎之极！又更何况是恶名和毁誉！
别说鲁迅活到现在，阿Q如果活到现在，也得气得唱起那句绍兴戏文：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打谁，我们管不了，无论他把谁打了，第二天那准又得是报纸、网站上最火的报料、新闻。
所以，“八荣八耻”没一条有用，叫人们记住这一条就行了：
“以以耻为荣为耻！”

易中天的遭遇

王孺童先生的博客上说易中天“火红了半边天”，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呢？！难道易中天还搞过妇女工作？！
易中天现在如果开始搞传销，肯定能赚上几个亿。它只需要把自己的粉丝号召起来，分一下级就行了，什么乙醚级、骨灰级，再来个更高的骨灰盒级。
且住！莫放易中天别去！逮着他问问，为什么要上电视讲三国！为什么要那样讲！为什么……
易中天被人堆埋了起来，没完没了地问。
过了不久，乙醚们去看望易先生，发现人堆没把易先生怎么样。因为人堆是代表学术规范的人。是君子。不能打人的，只能口诛笔伐，只能以笔作刀。“易中天品三国”把君子们气个够呛，因为学文学的人不能讲历史！？
上百家讲坛，对易中天来说，只是换个地方讲学的问题，而对于君子们来说，是所谓委身于世俗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别管黑猫白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那这么说来，只要让大众了解了历史，了解了人物就行了，不必去管他怎么讲。同样也不必管人们怎么听，老头哼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小年轻哼着“我的青春一去不回归”都无所谓。他们只要听明白了，比什么都强。
“枪打出头鸟”。中国人的毛病。

吃什么是大问题！

吾之挚友李姓者，于铁血论坛得一文，以邮件赠我，此文题曰：“日本的惊人秘密”。
是何秘密？打开一看，头一条就是日本靠化妆品药品和食品在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基因！使中国人的免疫力逐辈降低！甭管是真是假，足以触目惊心！想来确实不是没可能。日本的仇华心理一直未泯，除经济之外总要和中国对着干（当然在经济上的合作日本也是以剥削中国为目的）。日本此谋如若继续下去，中国人何愁不成为“东亚病夫”！
也别说别的，日本人靠着一杯牛奶改变了自己这个民族，而相比之下中国人体质的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管日本人叫小日本，难道非得有一天让日本人叫我们“小支那”，我们才能醒悟吗？
孔庆东先生在《百家讲坛》讲的鲁迅专题中，曾经提到过，清末“麻木”的中国人，体质却极其好。德国作过试验，在前门楼子随便挑几个成年男性进行体质检测，竟让都能达到德国参军的体质标准！可现在呢？中国人的麻木没改多少，身体也不行了。光是人多，也没多大用。
近来看的书有一本是李国文先生的新书《李国文说唐》。其中有一篇《唐朝的胃口》。写到了由于胡人食肉习惯在汉人中的普及，使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变，才有了空前绝后的“盛唐气象”。我觉得有道理。物质会塑造精神，也是辩证的说法。
《亮剑》中描写的野狼峪伏击战，也作了对比。日本兵身体上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而八路军战士则面带菜色。三个日本兵肩并肩，可以轻松应付七八个中国士兵。中国打败日本是靠国人心里不灭的爱国精神或生存需要完成的，物质上，中国没占过多少优势。
一个吃字，承载多少兴亡！

中国安全吗？

中国安全吗？安全。很安全。要不那么多国际会议甚至到奥运会都要选在中国开呢。在美国还不得又挨撞啊。
中国安全吗？不安全。很不安全。叫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自己到离家远点儿的菜市场去买酱油，家长能放心吗？这不檠等着让人拐跑了吗？
社会上总是好人多，这话永远都没错。但是，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坏人。好人多是指绝对上的数量，而不是相对上的密度。天安门广场能站好几万人，恐怕没几个人是坏人。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上那么几十里，到个小胡同里，你就要注意自己的钱包了。有的地方好人成群，有的地方坏人扎堆儿，好人确实多，当你被坏人抢时，有几个好人会出来帮你？你能说人家不帮你就不是好人吗？你也得替别人想想啊，不然你还是好人吗？！
听新闻说，美国又要发射航天飞机了。但是消息里说的日子完全没有什么可信度，美国的航天飞机要把发射日期拖延 n 次才走得了。而这种事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关乎到国际形象（也就是面子）的事情上，中国绝对不会马虎。那绝对是24k级的安全的。
而相对来说，有关中国人自己的安全问题上，就像开头说的对比一样，有天壤之别。某周的《中国周刊》曾经报道过，国家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说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业布局不合理。造成现在环境污染如此严重。可在建国初期，兴建这些工厂时，专家学者如果看到布局不合理能不说话么？但是专家们提的意见被采纳了吗？马寅初提出的人口方面的意见，连毛泽东都没采纳。使中国人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可现在又得靠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又断了多少人的儿子梦！单靠人多就想称霸世界，无疑是错误的。
话也得分两头说，国家领导干部的安全也是不会有丝毫问题的。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曾经说，中南海是欢迎老百姓来的。但我如果坐某路公共汽车到中南海下车，抹抹嘴捋捋头发站好了说想进去，站班的武警能让你进去么？！国家安全部还不得来人审审你！
中国人从来都崇拜英雄，都跟着英雄走。所以中国会产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样的豪言壮语。所以，李国文先生说中国人干什么事都“无所不用其极”。贩夫走卒，王侯将相莫不如此。所以英雄的错误也就不会被发现。直到彼英雄把此英雄杀死，历数其罪恶的文件传达下来，把颂扬之词和贬毁之词放在一起剁成末，才算会有公允的评价。但这时，无论是英明还是臭名，都只能是追授了。
中国现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塑造好的国际形象。好像是世界各国的居委会老大妈一样，所作的都是主持公道、调解矛盾的工作。但是，就是这样，日本还在兜售“中国威胁论”，东南亚国家以及越南柬埔寨都默许甚至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多么可笑！中国连自己的家门口——亚洲——都没摆平，光靠着众多的非洲弱国在联合国里听自己使唤，增加几个举手的，还能有什么用！中国人自己还吃不饱呢，每年还要拿好多粮食喂给不听话的朝鲜。中国人图什么许的！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太重视国家的作用而太不重视民众的作用。难道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忘了吗？！
中国安全，中国人不安全！

除了法律还有什么

《读书》第8期有一篇文章《战争之后的正义》。讨论了国际法与战争冲突法的问题。这之中当然提到了国际法效力底下的问题。但这并不应该奇怪。每个国家自己的法律尚且不能保证得到遵守和执行，国际法就更别提了。文中也提到了日本战犯诘难法官们的理由：审判他们的法律是在战后制定的，没有约束他们的效力。但日本人真的忘了“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句话。他们对受害国犯下的罪行（更准确说是对战胜国战时利益的极端侵占）是事实。抵不了赖。而由于战胜国拥有摧毁战败国的实力，日本在强词夺理之后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到了现在，小泉在日本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把中、朝、韩惹急了，但他如果在偷袭珍珠港那一天参拜，美国会怎么样？这些事情国际法管得了吗？是政治造成的，还是要靠政治来解决。
实际上，法律就是人们理想的具体化。在真正的操作中，还是要看执法者（多数是掌权者）的意志。执行法律和发动战争没什么两样。都是要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
而到了民事、刑事诉讼中，看的不光是法律，更主要是看案例。最近报纸电视都报道过在酒席上猝死让其他客人赔偿的事情。并且这种事情已在全国多次发生。那么第一次判这种案子的法官的判决就太重要了。他吃的螃蟹是以后的人再吃时的依据。而在遥远的清朝，判案的依据是《大清律例》而非《大清律》，因为《大清律例》中的“例”要比《大清律》多出不知多少倍。
法律太理想了，通过一个政府颁布的法律来判断这个政府的性质既对也不对。其实，一切理想的东西实施起来都太困难了。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研究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但它还是过于理想化。所以实施起来太难了，中国、俄国作为实验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而最终俄国的实验还是宣告失败，中国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进行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其实，共产主义绝对要替代资本主义，但是让社会自己去变化，也不失为良策。而且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所以，老子有云：“道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