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决赛才有点劲。人们都开始进入角色了。自己的主队被淘汰了，自己也就闭嘴了。十六个变八个，短短的四天。又有八个队回家了。回家本是让人感到无比温馨的事，在这里却简直是一种死亡。
英格兰的球我看了二十来分钟就睡着了。实在没劲。怎么英格兰人都跟中国人似的，只等着贝克汉姆这个救世主，自己不知道努力？干踢不进球，这样沉闷的比赛，不看也罢。仅仅为了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大打功利主义足球，英格兰等世界强队不会也像中国一样，为了完成体育总局交给的“任务”吧！
白岩松说荷兰和葡萄牙的比赛最后他都不愿意看了，直接退场了。但是更有人说过，只有足球等几种运动是在室外进行的，而且还在草地上。这样自然地比赛场地，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较为原始的、较为野蛮的运动。两只队伍，在原始而野蛮的场地上，进行着原始而野蛮的运动。那么葡荷之战有什么不妥的呢？队员冲突过于激烈，那是肯定的，野蛮么，没准就该这样。牌儿太多？那只能赖裁判，赛后把裁判开掉，再声明一下就行了。两个队都有故意犯规动作，很难说哪个队更文明。
至于黄健翔在意大利对澳大利亚赛后狂喊“意大利万岁！”，其实也没什么。作为一个铁杆意大利迷，黄健翔这么喊当然没问题，只是场合欠妥当。但是也没必要像某些人那样批判黄健翔卖国、没有国格甚至不准他回中国。其实，事后，在外交上只是澳大利亚使馆联系了中央电视台，根本也没招致澳大利亚给中国提抗议。人家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怎么着呢，中国人又骂什么呢？看足球是为了寻找刺激，看到自己心目中的主队取胜，当然要高兴。就算喊了，事后登个道歉信，在台里做检查，扣工资，扣奖金就行了。不必闹到国格这么高的层面上去。其实话说回来，真正爱国的人又有几个？
2006年6月28日星期三
我看世界杯（2）
2006年6月25日星期日
真是受宠若惊
原来在百度、google、雅虎上搜我的名字出不来一条结果。自从那天把我写在博客上的《中国的国本：国学》这篇文章改了名字投给光明网并被发表后，这两天再搜我的名字就有结果了。足足有一整页之多。文章先后被新浪文化频道、国学网等网站转载。金岷彬先生还在光明网上发表文章与我商榷。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金先生在文章中把自己称为“后学”！还以为我是什么专家学者呢。真不知道当他知道我只是天津一个三流学校的差生时会有什么表情。这属于文人之间客气造成的误会，不必多管。
金先生的文章中，强调了“国学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一观点。我经过反思，确实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的思想行不通。金先生还提出国学也应与时俱进，我举双手赞同。但有一点，我要说明：在全世界都处于农耕文明的时候，中国文化抑国学是先进的；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大门，并不代表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学术落后于西方。而是世界的整体思想观念改变了而中国没有改变（这并不是落后！）。农耕文明限制了西方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并确立，人们的思想自然也转变为工业社会的思想。人们都学会了弱肉强食。而在中国，农耕文明还没有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太大阻碍。主张中庸和谐的中国人的思想自然在这些强盗逻辑下显得落后。余秋雨的博客上最近新帖了几篇文章：《中华文明的非侵略本性》、《中华民族不远征的本性》等等。大家可以参看。
附网页地址：
《我们的国本：国学》：
http://www.gmw.cn/content/2006-06/15/content_431558.htm
《对“国学是国本”之论唱一下反调，行吗？》：
http://www.gmw.cn/content/2006-06/22/content_435674.htm
2006年6月23日星期五
作弊还是复习？
周一的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又谈到了那个老掉下巴的问题：诚信。在我们这儿说诚信问题就是说考试作弊问题。说什么要全力准备考试、要讲诚信、不要欺骗老师、做人要有准则、考试只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不要弄虚作假等等。
但是我就要笑这样的官样文章不切实际了。在我看来，大多数人还是在努力复习的，上课听讲起码比我认真。但是在认真积极准备考试的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考试时能够以作弊取得高分。
这是为什么？既然认真复习了，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自己把卷子做完，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成绩呢？
因为中国人没有自信的习惯。
有的朋友要说了，谁说中国人不自信？但是我要告诉他，中国人从来自信的都是鲁迅先生说的“地大物博”，中国人自信于自己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但从没有自信于自己本身。中国人无时不刻的在自己贬低着自己，就像我现在这样。中国人说自己素质低、说自己没有民族凝聚力、都是小农心态等等。
陈省身先生说过：“中国人老觉得自己不如外国人，我就要改变中国人的这个想法。”但直到他去世也没实现。中国国力上去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素质不自信，就算过个几百年，中国国民素质上去了，中国人还会对其他的什么不自信。中国人所谓的谦虚已经成了中国人不自信的借口。中国人不自信的传统会代代相传。
靠什么来代代相传呢？当然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掀起的新一次改革浪潮我估计不会在国人所诟病的德育方面有什么进展。学习难度进一步加大，对“德”的要求就会进一步降低。老师整天还是琢磨怎么考学生，学生也整天琢磨怎么应付考试。造成新的恶性循环。
中国教育是怎么传播不自信的？我恐怕又要说一件小事了。大家上课时，班里纪律一乱，多数老师会大发雷霆，气生过去了，会以这么一段话收尾：“其实你们给谁学啊，是给你们自己、给你们家长学，为了以后有口饭吃。跟我当老师的没关系，你考好了，也不多发我一分钱；你考不好，也不扣我一分钱……”。这恐怕就是中国教育传播不自信的一个小小侧面。
学校爱国主义教育讲的爱国主义、报效祖国的大道理多数学生是听不进去的，而老师的这些“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说的话很多人还是听得进去的。听得进去就会记下来，而这些话所传达的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虽然这话说的没错，学习可不就是为了自己混口饭吃吗？但话又说回来了，难道学习只为了混口饭吃吗？中国的教师们教学生大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不知道在对学生进行心智开发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生国民素质和爱国精神的培养。他们不明白教育要超越功利，教学生怎样做人。而这样的话会让学生认为自己上学只能为自己挣口饭吃，起不了别的作用，那不自信的心理也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过去的中学，修身课是必修课。通常由校长亲自主讲。培养学生的整体文化修养。所以那时的中学生相当成熟，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并为之努力学习，后来为中国的解放和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真正的学校不是使用政府规定的课本，把学生扔进题海的罪恶渊薮。《书屋》2006年第5期上骆驼刺的文章《〈过去的中学〉前言》就有这么一句话：“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句中“老南开”的“老”字很显眼，老南开能做到不买蒋介石的账，而现在的南开中学呢？恐怕不买教育部的帐就得停办。学校要按照一个推行全国的所谓“教学大纲”来施教，不得不说是悲哀。
2006年6月18日星期日
“80后”的引申
去年小说的选本，我只买了两部。一部是人民文学版的《2005中篇小说》，另一部是北大版的《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但是不得不让我提出疑问的是，同为一年的小说选本，篇目怎么差别这么大？中篇小说相同的只有王瑞芸的《姑父》和张静的《采阴采阳》，短篇的我上网查了一下，没有一篇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
“80后”这个词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是用来区别作家年龄的一把尺子。但是仅仅是写作者分为“80前”和“80后”是太笼统了。“80前”就代表批判现实主义，“80后”就代表小资浪漫主义，纯粹是胡扯。但是我们似乎不要只关心写作者了，难道读者和研究者就没有个“80”前后之分吗？
正是这研究者的“80”前后之分，造成了以上的两个选本有这么大的差异。“北大年选”的编者语中说，这本年选的评选范围是“《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十个刊物发表的小说。由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的几个人进行了逐篇的研读和评点，而《2005中篇小说》的评选范围则是全国的所有报刊，邀请全国著名的评论家、编辑家选定拟目，再由出版社编辑部统一会总编辑。尽管这很难做到，但编选范围和调查范围确实比北大年选都要大。从篇目出处上看，《清明》、《当代》增刊、《北京文学》等杂志并不在北大年选的评选范围之内。但范围问题并不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原因还是在于两者的思想观念。
在这里，“80”这个分界线恐怕要指两书的编者的大学毕业年龄了。北大年选的编者们都是80年以后上大学的，大部分还在读研究生。而人民文学版选本的编者们都是资深的编辑和评论家。80后研究者要求小说要有“文气”，在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求，也同时要求作品的创造性；但80前研究者就更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了。他们在文学观点上的交锋恐怕就是学术上的事情了，不会闹成韩寒和白烨那样没劲的口水战。
“80”这个分界线现在也不仅限于文学上的使用了，既可以运用在人口群体概念上，也可以用在设备更新换代上。没准很快就可以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
怎么到处都有“80”这道坎呢？
2006年6月17日星期六
他们有钱吗？
刚刚吃饭时看的是中央新闻台的《新闻社区》，报道了浙江海宁一对老夫妇不远万里寻找女儿的事件。两位老人都八十多了，光旅费就花了好几万，奔走好几个省苦苦寻找。至今没有找到。
没看完时，二姨说了这么一句：“真够有钱的啊。”
我没说什么，吃完就打开了电脑。
照二姨的说法，人家有钱，烧的没事干才去找自己的女儿？没钱就不找了？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很深，就是没钱，变卖家产也要找。这本来无可厚非。金钱和亲情之间，我们应该选哪个？
其实，把一切花很多钱去干的事看成是钱太多烧得难受正是老百姓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这就连带出来了其他成见：是个人有钱就不是正道来的、当官的就是贪官之类。而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是那个古老的概念：贫富分化。
大家可能对几年前闹得厉害的法 轮 功记忆犹新。当时全国到处都是法轮功的练功点。练法轮功似乎的成了风气。政府查禁法轮功是一项不多见的英明决策，拯救了很多法轮功痴迷者。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练法轮功？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法轮功宣称只练功不吃药就能治好病，无论是感冒还是绝症。中国现在的医疗保障体系似乎是专为上流社会设计的，人越有钱，看病越不花钱，工薪阶层的人看病却要自己掏一大部分。很多人怕花钱，在家等死也不去看病。而相比花上好多钱去看病，练法轮功就划算多了。
因此，老百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两天我看世界杯，奶奶也说我：“跟你有嘛关系！”难道跟自己没关系就不看世界杯了？难道干什么是非要对自己有利才去干么？中国的国民性也正在于此吧。
文学远离大众？
明天就会考了，今天还是不着调，看起了《钟山》。我看的是第3期。首先看的是林梓的《乱红》。写了一个女人在自己所谓的“仇人”家帮着带孩子，最终没有复仇的故事。故事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这又是一个写文革的小说。近几年来写文革的小说是越来越多，且又和刘心武所开创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似乎人们对文革已经很陌生了。所以写文革的小说的要求也降低到了要让人们去了解文革上了。多数是为了表现文革对人的基本尊严的践踏。但是另一个情况不得不值得注意。就是很少能够看到反映文革场景的电视剧。当然，演这个是犯忌的。但是用小说写这个就不犯忌吗？从理论上讲确实也犯忌，但是，为什么小说家们还在写呢？这也许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中国的文学期刊确实曾有过他的辉煌。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曾经达到过100万册。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根据权威估计，《人民文学》现在的发行量也就是七八万册。七八万！一个多么伤心的数字。而国家也停了每年给《人民文学》的钱。使得这本“国刊”不得不去找赞助才能办下去。国家每年给《人民文学》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有一个我知道数字的，江苏省财政每年给《钟山》杂志的款是12万。现在也停了。请问，像江苏这样的赋税大省拿出十二万算什么？可这区区十二万江苏省就是不想拿。因为是白白扔钱。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大省，江苏省没有义务繁荣文学事业吗？
现在提起中国文学的四大名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了。人们也失去了静静地坐下来欣赏纯文学的耐心了。所以这就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了，为什么小说家敢写文革？因为这些小说是成为不了畅销小说的，只能发表在文学期刊上。这些刊物没什么人看，政府也就不必担心人们看了这些小说后会有什么举动。因为阅读者只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兴不起什么大风大浪。而电视剧是给亿万观众看的，是不能反映文革的，否则老百姓闹起来，就不好办了。这也就是电视剧《亮剑》为什么阉割原著，对原著后一半描写文革的情节只字不提的原因了。
文学究竟是否远离大众？文学的作用还是否被人重视？或者，文学还有什么作用？
2006年6月10日星期六
中国的国本：国学
首先具录《读者》2006年第12期“言论”专栏中社科院教授杨子慧谈国学馆意义的几句话：
“当今社会，人们国学知识的匮乏令人汗颜。100年前，中国人用西方文化启蒙自己，100年后，当人们发现后代对自己的文化恍如隔世般陌生时，我们是否应该做点什么？”
“国学”是什么？照我的理解，中国古代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历史、古典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算得上是国学的范围。但我不知杨子慧教授所指的“后代”是哪个时代的？
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一部分就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江苏举行高中毕业会考，国学常识这个科目（现在连这个考试科目都没有！）有一道题：问：“公羊是什么？”答：“是雄性的羊。”从字面上看是没什么，但要注意，这可是“国学常识”科目！在鸦片战争以前，乾嘉学派鼎盛时期的青年学生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春秋公羊传》？
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抹布抹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古典文化都被否决。但这是否合理？
传统文化并不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那工具是被统治者改造过的文化。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这两者却被当作一个东西加以批判。中国人的中庸和谐被批成了不思进取；中国人的厚德载物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也被证明是亡国灭种之道。但是，我觉得新文化运动时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喊错了。真正该打倒的是“朱家店”。鲁迅一系列反映“吃人”的小说所批判的封建礼教，都植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打倒传统文化，也就打倒了国学。失去了中国的立国之本。
中国之所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这套思想后来就凝结为“国学”。这套思想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人利用这套思想使自己丰衣足食。但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的传统思想褪色了，而野兽文明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悲哀。一直到民国、新中国，国学已经淡出了老百姓的视线，代之以金钱。国学成了少数专家教授的独享之物。这就更悲哀了。
说起来，最悲哀的是“国学”这一称谓的来源。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指出：中国的“国学”一词来源于日本的“支那学”。“支那”一词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是中国之耻辱。而中国人对国学的不重视则更加耻辱！日本的中国学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对于传统学术即国学的总结远远比不上日本。漆侠指出，中国的宋史研究落后于日本，曹聚仁指出中国对经学的总结也比不上日本。世界上第一部经学史著作是日本人写的《支那学概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比这本书晚上好多年。这是中华学人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
知耻而后勇，现在中国人在吃饱喝足之余开始关注国学了。希望中国人不要再忽视自己的思想了，希望中国不要再缺失自己的立国之本了。
2006年6月9日星期五
读《珠穆朗玛营地》
《人民文学》2006年第6期的第二篇小说是杨少衡的《珠穆朗玛营地》。光这个题目就使人觉得有看头。一贯善于写官场小人物的杨少衡，将怎样在雪域高原写一个官场故事？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省武警总队少校参谋陈戈和她的未婚夫省厅干部祝景山去西藏旅游。西藏某地干部连加峰负责接待。连加峰是个主动请缨来到西藏的援藏干部。大学地理系毕业。早就怀着朝圣的心理想去西藏看看珠穆朗玛。但到了西藏也一直没有机会如愿。后来连加峰带队勘查公路选线，力主保护沿线的珍贵树木。却一直没被上级重视。陈祝二人抵达拉萨，连加峰一见到陈祝二人就大说特说西藏是如何不好适应，如何要注意；还带他们吃藏餐。终于，祝景山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返回成都，飞机起飞前连加峰劝说陈戈留下来继续游历。陈戈答应了。陈戈要求连加峰带她去珠穆朗玛峰。连加峰出面租了越野车，和司机丹巴、陈戈一起向珠穆朗玛峰进发。连加峰上车后喊了一句：“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在三天满满当当的行程中，陈戈一直闹病，连加峰关怀备至。在行程的开始，连加峰就向陈戈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1.拐骗陈戈至珠穆朗玛，2.带陈戈到县里去，吓唬一下交通局长和地区专员。既可以保护公路沿线的树木，又可以抬高自己。而陈戈却并不生气。三人到了珠穆朗玛峰，连加峰在珠峰营地一声高喊，就栽倒了。于是他们很快就回到了拉萨。而目的地却是机场。连加峰要送陈戈回成都。陈戈却发了怒，不让连加峰下车送自己，然后扬长而去。连加峰没有达到任何目的。
上面的废话说的太多了。下面是正题。
这篇小说秉承了杨少衡于描写官场的背后探究人性的一贯风格。此篇和《收获》2006年第2期杨少衡的《猴有一个梦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猴有一个梦想》中，侯文茂和彭红叶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最后彭红叶以怀孕要挟侯文茂，侯文茂将她杀死后分尸。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而本期的《珠穆朗玛营地》则把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埋的更深。正如本期留言上编辑所说：“那个男人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女人去珠穆朗玛？”是啊，为什么呢？
连加峰在此次珠峰之行前见过陈戈。连加峰靠对太监的研究讨好了上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易广主任，后来连加峰向易广要祝景山的电话，易广就叫陈戈去告诉连加峰。连加峰见到了陈戈。后来他们就算认识了。易广把接待陈戈的任务交给连加峰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连加峰带队踏勘，地理系毕业的他为保护雪域的树而与上级僵持不下。这时陈戈和祝景山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个机会。连加峰一再用西藏的恶劣气候吓唬祝景山，祝景山由于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作用终于病倒。提前出局。剩下的只有连加峰和陈戈。陈戈想去珠穆朗玛，也合连加峰的心思。于是此时一拍即成。陈戈嘴里虽充满讥诮，但并不讨厌连加峰。连加峰对陈戈说明“计划”时，陈戈也没生气。陈戈闹病后，连加峰对其悉心照顾，寸步不离。更使陈戈感动。陈戈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一下，而祝景山的存在使她表现得过于拘谨。而连加峰对她的关心，她记在了心里。所以后来连加峰晕倒后陈戈和丹巴带着连加峰返回时，陈戈哭了一路（丹巴对连加峰说的，陈戈自己矢口否认）。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最后却把陈戈送到了机场，催促她赶快回成都，就使讨厌官场和人际间虚伪面目的陈戈大为恼火，最终结果是陈戈与连加峰不愉快的收场。
“那个男人为什么带着那个女人去珠穆朗玛？”连加峰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争夺权力的需要，也体现了他的人性之复杂。他和陈戈的关系应该是上下级关系，但连加峰带着陈戈去珠穆朗玛，却与权利挂不上钩，是圆自己上珠峰的梦，捎带脚讨好陈戈。连加峰对陈戈怀着普通男人对美好女性的向往，很难说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因为连加峰根本不了解陈戈，陈戈也不了解连加峰。但对于连加峰这么一个男人来说，不管有没有爱情，带着一个自己心仪的美女去朝拜自己心灵的圣地，他的动机既单纯又复杂。
连加峰把祝景山吓跑确实含有把祝景山支走的成分，想和陈戈进行单独的交往。陈戈也想让连加峰带着好好放松身心。这也就是陈戈病了一路却也无怨无悔的原因。但这种交往到了最后，两人的尝试都失败了。陈戈看清了连加峰的真面目：一个小官僚；连加峰也回到了现实中：人家陈戈有老公，官还挺高。连加峰和陈戈都失败了。都认错了人。唯一的一点成果是公路沿线的珍贵树木都保住了。这也许是两个笨人留给此次旅行的麦琪的礼物吧。
2006年6月3日星期六
文人的力气、武力与脾气
又和我爸吵了一架。准确地说是打了一下。但没吵起来也没打起来。老妈和我絮叨了俩小时。她跟我说：“你看了这么多书，哪本书不是教你要有涵养？你爸是不对，你也不能上手就打呀。”我眼睛里憋着某种液体，我知道我不该动手，但还嘴硬。可心里想的却早已飞出十万八千里了。我在想，是不是是个读书人就要隐忍？就要承受一切？泰山压顶也不吭声？
高二的篮球联赛，文班联队得了亚军，出乎众人所料。文班的学生球打得也这么好？但再想想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文人只能是手无缚鸡之力？笑话！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中国人给自己中的知识分子定下了这么一个形象：干瘦、挺拔、目光如炬、手无缚鸡之力、惯于逆来顺受、穷酸、迂腐，有些个别的还有些铜臭气。这最早是什么人规定的？反正不是孔子。孔子规定知识分子必会的“六艺”中，就有射、御两项。射箭，没力气能拉的开弓？驾车，没力气也不行。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
我心目中的文人不但要学问好，而且在政治上要有主见，如果还能运筹帷幄，则近乎完美。可举明朝两例：王守仁和袁崇焕。对于王守仁（阳明）先生的近乎于自残的“格物致知”，我不能同意。但他在经历了前半生的戎马生涯后，晚年能清静自在的成一家思想之宗师，古今人物中也属凤毛麟角。袁崇焕也是，他是个标准的文人，但麾下之兵马也能把努尔哈赤、皇太极这样的武功皇帝打的满地找牙，古今又能有几人？
文人是绝对的性情中人。我理解的性情中人就要有脾气，不可能事事都忍。虽然绝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满口呕嘈，但是也不能事事逆来顺受。看到那么多所谓的“文人”因官场、情场失意而哭天抹泪，最后找棵树上吊也要忍。那么我只能说，读书能灭绝人性。这当然是谬论，但读书人的涵养，我认为只是停留在学术上即可。在学术上，要有涵养，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要容许别人发言并把话说完；但在生活中，就不必也像讨论学术那样拘谨，该有脾气就要有脾气。让自己活的轻松一些吧。
文人们遁世无非有两种选择，或钻进象牙塔，或躲入桃花源。进象牙塔只能埋头学术，品尝不到读书写书之外的快乐；而躲入桃花源，则多少带有“避难”的色彩，这样的人多为世势所不容，躲入桃花源安贫乐道，也算是得其所哉，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合乎我所谓的“文人的脾气”。我就是个脾气大的人，我在看待社会时经常偏执的只看到阴暗面，也许也为世势所不容，我向往隐居的生活，但我希望那是在我六十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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