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鬼簿翻页

由于苏三离了洪洞县，向《每日新报》报了山西黑砖窑案的独家猛料，英国执政党力巴党的党魁布莱尔宣布引咎辞职，正式退位，让位于他的同事布朗。这下，中央逮着了机会，下来了矿难检查工作组，检查山西黑砖窑的问题。由于专业不对口，检查组多次遭到拦截，致使中央台计划好的突发事件直播节目不得不暂时中断……
前些日子听说日本漫画家屠格涅夫的漫画《死亡笔记》让政府给和谐掉了，我没觉得奇怪，原因很简单，社会需要和谐嘛。查禁这部漫画的部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扫黄打非办，而支持查禁的是广大的教师和学生家长。他们为什么这么少见地支持政府的行动呢？因为他们生怕某个小孩在DEATH NOTE上拿别人的名字练字。这种单纯的学习活动会给坚持无神论的老师和家长们带来死神赐予的恐慌。
难怪，死亡笔记本这种稀有的宝贝是不可能批量印刷的，也是不能给每个人随意使用的。一筐一筐用于出售的死亡笔记本就像天主教会卖的赎罪券一样，只能给人们一点心理安慰（但是现在连这点心理安慰也是不被允许的）。没有办法，我们心中的仇恨无法消弭，杀人的渴望无处宣泄，于是便要寄希望于死亡笔记本这种神物，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而这些复制品能真正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吗？所以，人们心中的杀人欲望是无法查禁的，剿灭几本死亡笔记本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当然，如果《死亡笔记》遭到查禁，那我估计大文豪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也应该被查封了，因为《驴皮记》比《死亡笔记》更使人绝望。
引进《死亡笔记》的是市场，查禁它的是政府。政府似乎是在规范市场，可其实呢？政府才是市场的把握者。有些时候看起来政府对于市场的变化无能为力，但那是假的。市场总是鬼使神差的在满足着政府的政治需要。政府不愿意人们关注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和权利，于是就利用市场的作用，对老的就用什么“日益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对小的就用韩寒、郭敬明、明晓溪；对知识分子就用抢职称、抢学位等展现出他们的本性的方法让他们互相掐。反正是不让你关注你自己，让你忽略掉你自己。而对于真正能给人以启迪的东西，我们的政府或者靠直接查禁，或者靠市场的作用来使它没有价值并使你无法也不想接触到。政府利用不被自己控制的市场来为自己服务，把一个个人塞进某某阶级，把大多数人塞进少数钱，把大多数钱塞进少数人，把少数人塞进大多数人，然后头尾对调，无休止地把游戏进行下去。这就是文革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又为何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的原因。
反正，政府就是要对民众实施绝对控制。尽管有时好像政府站在某堆民众一边，那依然是控制一堆去消灭另一堆的罪恶勾当。没错，网上的小年轻恶搞潘冬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急了，对这些小一辈人口诛笔伐。但是别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被这群老一辈人消灭殆尽的，致使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低下，想象力枯竭。所以在这个想象力得到恢复的时代他们的偶像潘冬子被恶搞是情有可原的，这是老一辈人自己造的孽。而政府在舆论上以压倒一片的气势攻击小一辈人，当然有他们的目的。
让我们朗诵项羽的名篇《垓下歌》吧！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易中天们说这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是项羽最招天下女孩子喜欢的原因：都败成这奶奶样儿了还忘不了自己的红颜知己，项羽真是个多情之人。但真的是这样吗？这“虞兮虞兮奈若何”是什么意思？告诉你，这句翻译过来绝对不是“虞姬啊，虞姬啊，你可怎么办啊！”，在这里“虞”要做“忧虑”解，也就是说这句诗翻译过来应该是：“麻烦啦，麻烦啦，可怎么办啊！”这是不多见的项羽内心恐惧的写照。项羽是英雄？怎么可能呢？当然，把项羽说成是英雄，是大多数人的说法；把刘邦说成是英雄，是大多数人的说法；我的说法，也应该是大多数人的说法。但是没几个人跟我的看法一样。因为前两个对政府有利，确切地说是对项羽型政府和刘邦型政府有利，而我说的对什么政府都没利。这种结果的形成又超乎市场与行政之外。
无论是荷兰连省共和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政府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甭管他们嘴里诌什么。

没有日期的一页

会考结束啦，整天就剩下语文和外语了，但是依然没劲。不过收拾书包方便了许多。礼拜六考试那天我的书包里堆满了理科的书，而考完试准备下礼拜要用的书时，只要把会考用的书刨出去就行了。会考用的书下礼拜上课用不上，下礼拜开始上的所有课将来出去混时更用不上，在外面混的成果进棺材时根本用不上。一切东西在将来都用不上。需要用新的，这就是创新精神。
不过，会考弄完了，终究要对上司们论功行赏。（当然，他们不一定和我考试有什么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天地宇宙山川之王老三给予重奖。为什么给他颁奖？老三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运用音训，在广东方言中把他对我的称呼“老大”读成“打达”，并通过多种方言语音进行分析比较，成功地考证出了我是“打达”人（也就是说我是鞑靼人）。当然，这个考证成果跟他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最看不起学术，也不打算对这些没用的东西有什么了解。他的考证是否来自他本人我也不知道。不过鉴于他对汉语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还是要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把奖颁给他。
当然，我无所谓是谁，别人说我是谁就是谁，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我的价值是什么？按照马克思和我们英语老师的共同观点，就是我在被别人使用时别人所要付给我的报酬。即我的商品价格。所以我即使被人买来赁去也无所谓。我的价格当然有规律，但是这规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掌握在别人手中。
什么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一工作能力问题。我的学历是“资深外行”，是个棒槌，什么也不会干，也没有自尊与自信，成天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为了更好的描述我以及我价值的特点，我把博客标语由“资深外行”换成了“吕布的义子”。这样大伙就能一眼看穿我的本质了。欢迎大家来我这儿练眼力。通过事物的假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人的特殊才能，并且假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的。这是人区别于动植物的衡量标准。这是马克思和英语老师告诉我的认识论。
那么我自己总该对我自己有一个估价吧，就像高考完了估分一样，都是在决定自己的卖价。但是这种活动具体到我身上，对我却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没什么大的利用价值，不会遭到被拍卖的噩运。但是我会遭到被批发的噩运，这终究是难逃的。
我的价值是什么？混猪？吕布的义子？资深外行？鞑靼人？这些都不对。因为我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我虽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问题，是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我自己无法解答。于是我向别人求助，别人也都在我还没打算求时给我指出了明路：老三和老五给了我一个相同的网址，打开一看，是套测试题，用来测心理年龄。我做过两次，一次结果是35岁，一次结果是65岁。而我的实际年龄呢？只有不到18岁，是个标准的80后。
穷人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不好，心老也不好。我为什么心老呢？因为我做了这个世界上最惨绝人寰、惨无人道、惨不忍睹的事情：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没用的。因为这种思考太情绪化，没有办法使思辨理性得逞。可是惯有的神秘力量驱使我想下去。我心老的原因是什么？在我这样把问题简单化后，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虽然是一个80后，但却不去张扬自我、不去追求个性，而我作为一个65岁的心理老人，却又不甘于当我们长辈的代言人或称爪牙。于是哥们儿们以“老大”这个贬义词来称呼我，以我妈为代表的我妈用“老气横秋”这个踹义词来评价我，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我的老师们用我的名字这个褒义词来辱骂我。说句不好听的，我是在夹缝中生存着。稍不留意，别人就会拿我当屁放掉。
我是个被边缘化的人，我在各方都不讨好。我处在左派和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因此我没有归属感？这是我心老的原因吗？也许是吧。我过早地失去了童真。当然，请饶恕我对自己上纲上线。
问题是，为什么我每次测的心理年龄都不一样？它就是准的吗？于是，上面的文字全是废话，因为太容易被推翻。
当然，这玩意是块三角铁，推翻这面，那面就立起来了。

我出生的那一年

唉，不上网是不行呀。不上网是什么事也不知道。没法儿，忙那个破会考忙的，弄得我每天晚上十二点就睡觉。当然，十二点之前全都在看闲书，可就是没工夫开电脑。这两天倒是没看书，开始看电视了，看中央八的《房前屋后》。情节倒是有些意思，只不过除了唐家小院之外的有些布景有点假：八一年那会儿有松花江小面包吗？那会儿医院的门窗都是铝合金的吗？那会儿各家各户门口有现在这样的小塑料报箱吗？我为此咨询了我妈，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听说这个电视剧打算拍上三部，弄个一百五十多集，跟韩国片似的那么长，而且要拍成“平民的史诗”。对此我充满期待，不过我想，等到故事发展到这个世纪时，布景应该就能真点了吧。
我说的不上网不知道的事是什么事呢？想必爱上网的神经病们都不知道，也不打算关心。当然，只是一件小事，就是《成都晚报》那事。其实就是在广告缝里夹了一句“向6·4遇难者的母亲们致敬”，并没有什么呀。可是这《成都晚报》愣是让人给整顿了。当然，实在是该整顿，天安门那事多少年没人提了，人们都快忘光了，干嘛要重提呢？干嘛要搔到痒处呢？干嘛要把实话说出来呢？犯忌这种事，不能不小心。别忘了，秦城监狱可还没住满呢！
上网搜索一下吧，输入“1989政治风波”、“6·4”、“1989天安门”这类关键词，倒是都能出来结果，跟八九风波有关的能打开的链接只有人民网的。看看内容，都是些官方说法，跟大学历史课本如出一辙。而其他的呢，点完了都是“该页无法显示”、“无法访问该页”之类的僵尸页面。为什么打不开呢？这还用问？被屏蔽掉了呗。
说实在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任何国家都存在这种事情。准确的说，任何国家都在某些阶段都有过这种事情。甭管是什么所谓民主最完善的美国，还是什么所谓思维最理性的德国，都出过迫害政见不同人士的事件。出了这种事，也不足以对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做出评判。但问题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一直反对的全球化都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存在？
结论只能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说什么也没用，赚钱的冲动、高考的紧迫、生机的艰难夺走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一切的思考时空。我们都忙于挣命，无暇顾及所谓的“理想”。其实，民主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所谓“积极公民”才享有的服务，对于现在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民主虽然被叫得很响亮，但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还太穷。
6月1号出的《南风窗》的封面故事是“民主·中国结”，具体内容没有提及89年那点事，但是为什么要在六月开头讨论民主这个话题呢？我这样说可就是有点找骂了，有些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了。可就算《南风窗》的编辑们没有这层意思，在这样一个月份刊登这样一个封面，实在是有象征意义。
礼拜四的历史课，我们班牟大叔就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跟我们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老王闹起来了。其实牟大叔说了什么？不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交好是因为朝鲜缺钱花么？这有什么错么？历史课本还天天跟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呢，难道朝韩和解的行为就不能解释为钱的问题么？这难道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情吗？
所以，甭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非洲的哪个部落，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都是锱铢必较地争夺利益，这就是国家这个矛盾体的共性。而原始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最蒙昧的时代，是因为人们不知利益为何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学说与理想，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用国家这种形式去实践，都不免陷入万丈深渊。很难说这两种主义的实践是成功的，因为这两种主义本身就是不完善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发生改变后，总要有前意识形态的携带者存在，是无法肃清的。新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都声称自己的主义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两样东西都装在一个狗食盆子里。
一个旧病复发的病人需要医生和护士来救他，但他不知道，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是来让他就死赴殇的。新的疗法旧的疗法都救不了他，该死，总要死的。
当然，我又犯了观点偏激的罪，请大伙处置。
所以，不要谈这种问题，应该尽量糊涂一点好。怎么糊涂呢？听流行歌吧。来，跟着信乐团一起嚷歌吧：
“死了都要二，让你我什么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