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独立群众的情人节观察

黑泽明的生之欲里，志村乔扮演的人之将死的市民课长渡边堪治唱的一首老掉牙的旧情歌，凤尾船之歌。也叫生命如此短暂，中文歌词是这样：

生命多短暂啊，少女快谈恋爱吧。
趁红唇还没褪色前，趁热情还没变冷，
谁都不知明天事，谁都不知明天事；

生命多短暂啊，少女快谈恋爱吧，
趁黑发还没褪色前，趁爱情火焰还没熄灭，
今天一去不复来，今天一去不复来。

在电影里，渡边是在舞厅里唱这首歌的，当苍老的歌声响起，刚刚在狂欢的舞客们都停下来了，搂着渡边的舞女也松开了，大家都安静而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个苍老的不合时宜者，在狂欢的舞厅里现场装X。
之后就是生之欲最经典的镜头，渡边在大雪中，坐在自己主导的臭水沟改造的儿童乐园的秋千上，守护着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之后镜头一转，大家来参加葬礼，平静地死去。
也许是我老得太早了，我上高中时就能看懂并喜欢生之欲这部电影。每每想起，还会感动莫名。而到了现在，我几乎可以看到渡边堪治就是30年后的我啊。
对于我这个在舒适区里一直呆到死的人，哦不对，像我这样无能的庸人，是不配也没有舒适区的，我每天的日常生活就已经是惊心动魄的尤利西斯旅程了。
我的生活，是温柔乡，更是猪笼草。
所以我喜欢的作家，或者说努力想要望其项背的人，例如尼采，例如卢梭，例如庄子，他们的生命力虽然有高有低，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无法被分类。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跟自己的偶像决裂，跟自己被贴标签的群体决裂，甚至跟过去的自己决裂。

这两天是情人节，一个别人交智商税的日子。在我所处的次底层社会中，我耳闻目睹着一个个智商还算够用的人在恋爱之后变得智商振幅明显加大并无限趋近于波谷。甚至在同时放大了其他的性格缺陷，给别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别人肯定会说，上面是一个屌丝单身狗对脱单的人的恶意诋毁。
如果给我贴上屌丝和单身狗这两个标签能有助于别人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这是人家的自由，我不应干涉，就像我给随随便便给别人贴上智商低下的标签一样。我们终究无法抛却文字进行思考，人家维特根斯坦大牛忙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掰扯清楚这点破事。也许他做梦时会想到，在知识民主化之后，有更多的人掌握了通过文字词语来思考这一套其实不靠谱的认知方法。
所以给我贴标签不要紧，但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是单身狗或者吃瓜群众，但是请称呼我的独立单身狗或独立吃瓜群众。我不需要单身狗或吃瓜群众这样的身份招致攻击或抵御攻击。因为标签或归类虽然会给相关的人带来躺枪式攻击，但是受攻击者也能通过标签转嫁攻击：你黑的是单身狗这个标签所代表的群体，我也只是因为这个身份才躺枪的，反正也不是真的针对我个人，所以躺枪也无所谓。
用天津话讲，这就叫爨皮不入内。

上面的乱七八糟不知我说没说清，你听没听清？作为一位独立群众、独立单身狗，我要说：不恋爱、不结婚、不当领导、不思进取，都是我现阶段的自主选择，是我在通过自己的道德观考量道德风险之后做出的选择。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更无法欺骗别人。如果我和另一位女性存在恋爱关系，对方问出我有多爱她，或者爱她多久这样的傻缺问题，那我只能告诉她，还可以吧，能爱你三四年吧。我寻思了一下，除了我喜欢的书以外，我喜欢的东西都很少有持续喜欢超过五年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人呢。那些给所爱的人一辈子承诺的人，也许有真有假，但我很钦佩他们的勇气、决心或者避雷针的精妙设计。
所以，谈恋爱结婚这种事，对于情商销户，智商欠费的我来说，纯属瞎耽误工夫，所以我就不掺和了。我怂，我认。

海内无知己，天涯无比邻

上回聊天啊，谈到了过年两大烦人事，一个是放炮，一个是串亲戚。上次聊了放炮，这次……聊的不全是亲戚。
前两天看到一个知乎问题，为什么你过年回家后会讨厌你问这问那的亲戚？一位答主说的很有道理，他说那是因为阶层固化之前的窗口期，你或者你的父辈通过奋斗获得了你现在的那个阶层地位，你跟那些所谓的亲戚们已经产生了阶层的差距，所以你会在各方面与存在巨大的差异。我很喜欢这位答主对社会的观察，这个事实也确实存在，但是这就是这个社会现象的全部解释么？阶层会给人与人之间带来这么大的不同么？
也许，你通过你的奋斗，获得了不同于江东父老的社会地位与见识。但你至多只是因为呆在大城市，和他不在一个次元，所以谈不上有什么阶层的差别，而且事实上，也根本无从比较。
同为努力奋斗讨生活的城市市民，也许你可能在公司参加着侮辱女同事的程序员年会，也有可能逛个动物园给老婆孩子买完票自己逃票钻老虎山，还有可能在头等舱里欺负邻座的女性还死不承认。
也许你和江东父老不是同一个阶层，但你很有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只不过你来自一二线城市，一个类似外星的地方。在我看来，你跟他们一样都是烂人，而我讨厌我讨厌的所有人，不论你是什么阶层。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也没那么严肃，很多人说，你的亲戚甚至你的父母是由于不了解你，不知道该跟你聊些什么才会问你那些侵犯隐私、不着边际的问题的。如果你平常跟他们多沟通，也许就没有这些无聊问题了。
但愿吧。
也许是我在社会次底层呆得太久了，比我强的人成百上千，但也从来也没遇到过智商太高的人，而那些“别人家的孩子”，也都早已事业有成，只剩传说了。
关起门来，外面的世界就与我无关了。闭上眼，我的屋子也就不存在了。我不但孤独，我的世界最终也将一无所有。
成功者与渔夫的鸡汤说，成功者最终追求的是在海边晒晒太阳，钓钓鱼，跟渔夫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唉，鸡汤就是鸡汤。所以反鸡汤的人就说，成功者的成功，在于可以自由选择，渔夫只能选择渔夫的生活，而成功者可以选择渔夫在内的任何一种方式的生活。但是所谓的成功者真的能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么？
但愿吧。
小时候，任何人都告诉我，长大要当个有用的人。
长大了，庄子告诉我要做个无用的人。
但是有用无用与是否被需要，好像是有区别的吧。
我就是一个标准的无用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却好巧不巧被人需要，就像支付宝，就像卫生纸，随手抽取，用完即弃。有多少人，都只是因为被需要，才勉强活在这世上。两个无用的人，相濡以沫，互相需要，一辈子过去了，才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是一片干枯的、无用的废弃河床。
唉，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记住，熙来攘往的无用之人，都在被另一些无用之人需要着，那么，与他们相处就没那么困难了。
但愿吧。
我常常羡慕甚至嫉妒那些所谓的“会来事”的人，他们到哪里都有朋友，他们总能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人，我大概也不会接受吧。因为我注定成为不了那样的人啊。

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死，给自己一个理由活着，给自己一个理由等着

就像我在书店公众号读的诗一样，我依然是那么的低沉，那么的无力。
但是有的人一样很低沉，却是那么的有力。
也许他们不是那么正能量，但还是在努力地呈现着什么。
就像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公众号苔原。
他们有一个叫“这一周有谁死了”的专栏，专门收集一周内见诸报端的死亡事件。
其实不过是维基讣闻的同类型产品。
但是去年年底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这一周有谁死了 死了。
苔原的作者们想问为什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新闻资质的单位个人，不得转载新闻。好吧，这是很好的理由。
但是，更无奈的现实是，做这个专栏的同学越来越忙，已经快做不下去了。有关部门反倒帮他解脱了。
很多事情，荒废了，不做了，无所谓；就像很多人不怕死一样，只是无论如何，他需要一个理由停止无谓的挣扎。

另一件事，我平常听的另一档播客，IPN的以提斯嘎，主播不鳥萬如一承诺给每位月付5美元的付费会员每周2~5篇会员通讯，结果就是把付费会员全变成了腹诽会员。
不但一个月写不了5篇会员通讯，说好的周一至周五日更的播客节目也根本保证不了更新。
当然，他说自己的自媒体是为了反抗消费主义的论述，所以当你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去责问对方为什么不履行承诺时，你就输了。
就像关注了罗辑思维，你就成了穿得还不体面的创业者；关注了新世相，你就成了终将被潮水卷走的文艺青年一样，你如果成了上面的两种人，你就成为了这两个新宗教的信徒，你用最廉价的方式成为了你想成为的人。他们随便卖你点什么，你就会花钱买掉这份认同，获得一些依稀的存在感。
当你不再是一个消费者，而成了一个单纯的土豪时，你是多么的幸福啊。
远离所谓的社群，超脱所谓的认同，干点自己想干的事，认识一些、唾弃一些想认识，想唾弃的人，其实挺好的。

王倪子在朋友圈说，讯飞输入法非常好用。
我原先也试过，确实很好用，比拼音输入法好用得多，还能自动加标点符号。
我突然发现了微信语音在方便人们传播低效率信息之外的另一大用处。培养语音输入法的使用习惯，方便各类人群更好地对接到语音输入法。
当然，之后的人们会发现，当他们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已经不需要输入法了。人工智能会帮他们搞定一切。

我是寄生虫

前些天看到新闻，在上海花个一万八就能把逝去亲人的骨灰做成晶石，根据其生前饮食习惯的不同，制成的晶石也会呈现不同的颜色。甚至可以做成项链随身佩带。
我不喜欢带任何饰品，骨灰做成的晶石放在家里最好不过了。
尽管骨灰做成晶石早已不新鲜了，但我实在是非常欢迎这种殡仪来到大陆。我原先设想过把爸妈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但又觉得现在的体制下把遗体制成骨灰也很麻烦。也许以后会有所改变吧。
其实，我妈说最好的殡仪就是把骨灰撒海里。我却不这么觉得。“念想”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把人的情绪与思想转换成数据，由一个能在Core i5处理器的PC上跑得动的人工智能跟我对话。
我常常骗自己说，我的五险一金并没有打水漂，我交的钱都被作为爸妈的养老金取出来了。我自己老了的时候能不能取出养老金，已经不重要了，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呢。反正除了商人之外，也没有多少人还在看好中国的未来。无需制定什么不切实际的人生规划，反正明天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成功人士眼中的所谓的“穷人思维”吧。不思进取的人生，就是这么快乐。
就我现在的收入状况，我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我的日常消费，书、电子产品都花了很多钱，也让我失去了对其他东西的兴趣。我就是个寄生虫，但是我有很可爱的一点，就是从不去庸人他扰。
很多半吊子都会去追寻梦想，打算证明一下自己。但他们到底要证明什么？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像我一样的人应该不会少。既对成功学嗤之以鼻，但又脚踏实地地反对为度过人生而做出努力。我就这样成为一个有所纠结的快乐的寄生虫。
也许有人说，不去尝试的放弃毫无意义。是的，这是真理一般的优秀废话。当我抛却了对大多数常人所追求的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毫无意义看来是难免的了。但我深深地知道，我的心中还有很多无法回避的、挥之不去的偏执。它们就是我生命中摸不干净的汙泥、撕去胶带后残馀的胶剂，也是我活过的为数不多的证明。把它们抹去，就像我从来不曾存在过，该有多好啊。
我多次说过，我死前会一把火烧掉我所有的书。这占据着我内心的一面面书墙压得我喘不过气。藏书只是一个人认知范围的界碑，至于你的实际控制范围是否能够到达界碑跟前，那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大多数界碑都只是用来刻墓志铭的而已。

大半夜的，干什么呐？！

昨天上午在家翻野上照代的《等云到》，最后写到武满彻和黑泽明的冲突与和解。和解的成果，就是武满彻为《乱》所作的经典配乐；当然，黑泽明也很给面子，秀虎蹒跚走出三之城的场景只用武满的音乐而没有配声音：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配乐和电影场景之一。
我当时没有找这曲子听，因为太熟了。但是第二天凌晨我还是按部就班、意料之外地听到了这支曲子。
晚上十二点下班，歇班了，照例要骑车溜达一圈，只不过这次走得绕点儿远儿：卫津路——南门外——西市大街。走到青年路口，我骑进长虹风情街，顺着石板路骑过牌坊，进了长虹公园。黑不隆冬的，远处的城光告诉我该往什么方向去，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顺着各种石板路连骑带搬来到了湖心的半岛上。湖边有几个人在说话，听见我过去也没抬头，也可能没听见。我顺着石板路上了长廊，到了长江道上的小出口，从S形门栏里出来，把车搬出来，回家了。
到家，整一点。跟我妈嗒咯了几句，上楼看书，睡觉。

看到两点，《乱》响起来了。我刚回过神，当然是手机在响。
正点闹钟显示纪念日：
北京市民奔牛节。1989年6月4日。2点。23周年。勿忘！
我没有关掉闹铃，而是静静地听了起来。
怎么能平静呢？我看到了什么？惊滞的秀虎？发出红光、冒着浓烟的火绳枪？横竖飞舞的箭矢？血泊中的武士？流下楼梯的鲜血？“黑泽明为了展现这地狱般的场景故意使用了明显不像血液的亮红色假血”？当然不是……
今年的这一天，我没有像往年那样看一遍卡玛的纪录片，因为太熟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纪念这一天的呢？初三吧。那可能也是我的思想真正发生转变的时候吧。
今天早晨，人人上有很多人开始庆祝上“六四青年节”了。世道确实变了。他们会看到自己以后的命运么？他们会成为倒在血泊中的武士，还是顺流漂下的影武者？武士最后的挽歌，风林火同时熄灭。

想起前些年张承志在《读书》上发的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说很多年了，有一件东西梗在心里，不写了它，心里永远过不去。也许我也有这种感觉，但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那毕竟不是我所亲历过的事。
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不是80后，也不是90后，我是89后。这么说的意思很明显，愚蠢的二十世纪在1989年就结束了，我和新的腐朽时代一起出生。

学会痛恨。学会宽容。学会痛恨那些不可宽容的人与事。
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曾经谈起过她们的讲师刘晓波，说他是“大磕巴”，也许指的是他跟李泽厚打笔仗的那些事；在学前班，职业规划老师跟我们说，不要因为社会所谓的“黑暗”而丧失信心，我们当年坐在广场上就是因为这个，不要丧失信心……
信心是要有的，但要在旧梦破碎之后。

许多滥情犯今天又在撒癔症，像庆祝什么节日一样。大抵又是一帮满脑子英雄主义外加理想主义的屌丝。跟那些红卫兵、广场一代（新老两代公知）没什么区别。他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那份毫无希望的生活，觉得纪念那么一件“有激情”的事可以使自己这摊烂泥动唤一下。也许，这个日子就和每个中国人度过的每一天一样，都是耻辱日：物我两忘的老猪狗们是不怕清议的，理想主义的结果，至多只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倒退更多。

刚才跟家里人一块看天津1的电视剧《人是铁饭是钢》，又是现在时兴的“怀旧”文革时代剧，俩眼蒙着吊钱地描摹着七几年中国人的生活。当然，看这样的节目自然少不了我跟CD-R二姨的嘴仗：

       “瞧这上级领导这样儿，没吃过东西呀？”
       “我告诉你，那会儿的干部真的是特别困难，领导干部拿的钱还没有技术工人多呢，哪跟现在似的，全反过来了。”
       “得了吧，困难的，那不是干部，还不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你能看见的，能有什么干部？”
       “那会儿的干部就没有贪钱的，哪跟现在似的……”
      “他贪钱能让你知道？再说了，他贪钱有什么用？拿钱又没东西可买！干部们吃肉吃细粮，普通人吃得上吗？”
      “我没见过干部吃细粮的，大伙都困难，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挨过饿，你没经过那个年代，你就知道听网上瞎胡说……”

我最烦她说这句，当然也烦了好几百遍了：我凭什么就得挨饿？！

      “当局者迷你知道么？你经过？你在城里住着你能看见什么？天津北京这一块儿你能看见什么？电视剧里的工厂能看见什么？你们吃不饱的饭都是别地儿饿死的农民嘴里喇喇下来的，说我没挨过饿？你们挨的那叫饿么？你看见过饿死的人么？”
      “我们那静海县的四舅姥爷就是饿死的。”
       我妈搭茬：“四舅姥爷那是懒死的。”
      “懒！那就该死！”我说，“什么时候都得死。你这还不承认呢，我初中学的课文，汪曾祺那《黄油烙饼》怎么说的？普通人喝菜叶子汤，吃掺糠的饼子，干部吃什么？炖肉米饭，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你这还不承认呢！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
       ……

于是我又弄了一肚子气。我通常是不生气的。
我从来就不认为在中国有人被洗脑，他们无脑可洗。
很多时候，我都同意柴玲的话：“中国人，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奋斗。”虽然，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急哭了。
当然，每次我与CD-R打嘴仗，都没什么严重后果，打完了，该说话说话，就跟没打过一样。也许，她根本就觉得那些事、那个时代早已经跟她无关了，只是在我质疑的时候，她们1.44MB的陈词滥调才读取一次。

常有大人跟我说，别掺和政治，好好过日子。
掺和？你们也没见过真正的政治。你们连掺和都没见过。我也没打算“掺和”，我只是想看明白，不再像你们一样，被自己骗。

什么东西！一群白痴！混吃等死吧！
仅此而已。

活鱼摔死了卖

听我妈说，去年抢盐时买的那瓶子老抽终于要吃完了！可喜可贺。真跟郭爷说的似的，打回半瓶子水来。
从我第一次吃生抽的那时起，我就再也忍受不了老抽的味道了。吃煮排骨、鸡蛋羹或者直接浇在米饭上的，都是生抽了。我爸似乎还喜欢老抽，但也并不排斥生抽，有排骨吃就行。
这个月，我们班上的主管和一个领班辞职了，两个我们学校的实习生也期满走人了，原本人员充裕的我们礼宾部忽然露了肉了。
本来，在T会馆这么一个活鱼摔死了卖的地方，谁辞职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但是这次这件事终于发生在我们部门了。主管辞职是因为老婆怀孕到5个月突然得了急病住了院，他需要全身心忙着照看；领班辞职是因为干服务行业干烦了，想去做销售。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挣得少外加看不到前途。
对于我来说，在T会馆这样一个地方从事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个很糟糕的开始。在这样一个半死不活却又永远不死的企业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至多是免于刑戮罢了。现在每天的生活倒也有规律：夜里十二点下班，十二点半到家，一点开始读书，四点睡觉，十一点起床，读书或上网，一点吃午饭，两点出家，三点上班。上班时间脑子里各种胡思乱想，与各种人打交道，虽不乐，亦无悲。当然，睡前照例要听相声。
我是在调整吗？我没有什么可调整的。我一直是这样。我不需要变化。
我讨厌变化，我拒绝变化，所以我的休息日从开始时的周二周三变成周四周五再变成现在的周日周一，我的阅读重点也由西学复归中学。
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喜欢变化。但那只是没有根砥的飘荡，源于各种无知、无值、无止和无智。就算着了根脉，也只是个羁绊。羁绊深了，只好拿它当命。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很多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还愿。顺遂了，也算活得不亏。欲望逐渐消解，生命也就停止了。
尸本至刚。老塔镜头里的向导也说过，“初生的生命是柔软的”。柔软的生命逐渐被命运拉长拉宽，等到命运松手了，就又缩回一具尸体。所以这世上，刚柔并济之人是多得很的。

活着

很久没有骑那么远了。
就像我很久没有写玩意了。
这期间，歪诗写了一些，越写越歪、越无趣，但我就是在写。
我的一切，似乎都在5月20号那天停止。只剩生活。
久不买碟，EE倒了我都不知道。当然，就算一直买，EE还是会和我一样突然停止。
在别人眼里，我几乎成了多半个鼓捣手机的人了，因为我经常要为很多脑子还不如自己的手机智能的人鼓捣手机。
当然，我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这可以使我成功地跟我本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人多沟通并混熟。
另一个跟人混熟的办法就是聊足球。而且，这些人恰巧不喜欢用智能手机。
跟在一个场所工作的人混熟了确有好处，但是远非必要。和自己混熟才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常常要在两种思想模式中跳来跳去，自相矛盾但又并没有无所适从。这样的好处是我能够自由地理解很多问题，不必发很多没必要的感慨。
但正因为如此，我就自然地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继而缺乏思考的动力。
是这样吗？提出问题的代价似乎很大，甚至超过解决它，或者，很多问题被提出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
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现在的每一天，我都要靠音乐和相声活着，电影似乎远去了，但她终会回来。
骑车，作为一种生活，也许可以使我找回过去活着的感觉。
上个礼拜二的半夜，我骑车穿过空无一人的天大；
这个礼拜二的半夜，我骑车在南大东门外的天桥上转了两个圈。就像在天桥上往下扔石头的雅采克。
至少以前，我没有机会经常在半夜里在外面听着音乐骑车。
只是换了一种活法而已。
只是又到了我喜欢的季节而已。
一切都从未改变。

可爱

本-拉登也让人弄死了。就像萨达姆那样。世界再一次变得更不好玩。
弄死萨达姆时，好歹还有全球直播：一群打扮得像恐怖分子一样的人绞死一个凶狠的独裁者。而这次是直接爆头，只有推特上的延时文字直播，而相关的图片只有几张PS出来的艳照。
在萨达姆被绞死的一天半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矫情他。高中时文章的语气令现在的我看了后感到很恶心。也许这是我的习惯，我总是对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
今天躺床上翻Google Reader时看了孔庆东老师又一期第一视频节目的文字稿，我只看了开头，孔老爷质疑在新闻中存在的”奥萨马•本-拉登”这个人是否存在，我立即想到了从前在伊拉克被当作头号恐怖分子弄死的扎卡维。他是一个和本拉登一样既或有或无又可有可无的人。或许借尸还魂这种事哪国人都在干，但一具伟大的尸体终究无法证明一个卑微的人的存在，就像现在的中国。
“恐怖分子”是这个世界或者说很多美国人对本拉登麾下部众的称呼，这些人聚集起来的集团被称为“恐怖组织”。这样的组织夺取一个地区的控制权后就可以建立一种“恐怖政权”——如同割掉那名阿富汗女孩鼻子那样的可爱政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升华成一种主义，这被称为“恐怖主义”。哎，不对啊，怎么看着这么耳熟呢：这个模式好像也同样适用于另一种组织和主义：“共×××”。
不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本拉登被弄死后，有那么多的赤贫者为之惋惜，有那么多反美人为之招魂，更有人将其称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这话倒是没错。在豪宅里被帝国主义给爆头，倒像是民族英雄的死法。不过，我倒是一直听从丹尼洛•契斯的劝告：“不要为民族英雄写葬礼演说词，你将会后悔。”听人劝，吃饱饭撑的。
话扯远了——也许我想说的是，本拉登这个人完全可以不存在，但他总是存在着。他被爆头了，他被直播了，他被美国人扔海里了，但他完全可以不存在。不过很多人总是在希望他存在，美国人是这样，中国的左粪是这样，中国的右粪还是这样。否则，他们也将不存在。
对很多人来说，寻找对手是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事。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制造对手是更重要的事。寻找或制造对手，是他们证明自我存在的重要方法。这些天我都在看皇马和巴萨的德比，贺诗人总是在说，100年来，正是有了对方这位伟大的对手，这两只球队才变得如此优秀。或许是这样吧。不过，一个为对手而存在的人，终究是可爱的。
在和平部和真理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也许就藏着欧亚国的签证；而霍弗更是证明了，一个希特勒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将一群激进的共产党员变成疯狂的纳粹冲锋队员。这除了物极必反的原理之外，或许也是对手之间的默契吧。但这种默契，今天已经不再。
哎，享受孤独吧。
不过，上面文字的语气依然让我觉得恶心。

冷得发春

前些日子我又发春了。缘由很简单：看了一部电视剧，听了一首歌。看的电视剧是《幸福来敲门》，跟家里人一块在电视上看了一点，但是看得没头没尾，最后到网上看的全集；听的歌是豆瓣电台上放的赵承禹的《春逝》主题歌。当然，发春是以上二者的化学反应所造成的。
为什么我发春了呢？
《幸福来敲门》第三集末尾和第四集开头，宋宇生到江路家做客，江给宋沏了咖啡之后，俩人坐下聊天。通过这个剧情我重温了我的梦想：和我爱着的女人一起，坐着，喝着白开水，聊着天。我对于爱情的期望仅此而已。
我如果爱一个人，我是不会对她说的。恋爱或结婚这样的行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很沉重，我也没有相应的时间和勇气。我总想把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都私人化，但这终究不可能。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我意识中的理想状态就是这样。
凑巧的是，那次我正想着上面提到的那段情节，忽然听到了《春逝》，真是百爪挠心啊，心里一股暖流往上涌。
过了几天，看电视时又看到了《幸福来敲门》，不过略有不同。第三十五集后段听到的一首插曲《爱着》是网上全集的版本里没有的。当时我就听哭了。能让我听哭的一般都是影视插曲，因为情节会把我的心搞乱，直至搞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这次听哭也有所不同，因为我跟着唱了。我在心浪微波上写过，防哭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跟着唱。一首掉牙的老情歌把自己唱哭，弄得我跟《生之欲》里的渡边勘治一样，好像在感叹自己来日无多似的。不过我觉得这么说自己倒也没错，21岁以来我时常有一种苍老、疲惫的感觉，对自己抱着乐观的失望。或许这只是由于前路不明？就像王胖子的那句话：“抬头，看见黑板了么？你们的前途比它还黑。”时间不多了，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确是个爱哭的人。大概因为那时的我很敏感，成天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但在我的意识里，那时属于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记载，也没有清晰的记忆。我只能通过父母的介绍了解那时的我干过什么事，仿佛那段历史与我无关。但我又真的对我的童年一无所知。我只记得，那时的我很爱哭。
看来我真的老了。

脚扭了

1.前几天脚扭了。莫名其妙、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就开始疼了。所以哪也去不了了。只能在家呆着。
在家里呆着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最享受的事情还是听着音乐骑车闲逛。
有一天骑过北安桥时，耳机里响起了普莱斯纳给十诫5配的三段原声：Tu ne Tueras Point Part 1 Et 6和 Part12。我当时就想发个微博或状态：听着这音乐，骑着车，我仿佛华沙街头到处乱撞的雅采克。
十诫之五杀诫恐怕是我看的次数最多的片子了。我喜欢一次次重看这个把杀人本身当作一种欲望，带着些许犹疑又很单纯的人。
我喜欢十诫序列里的60分钟版本的杀诫强过后来加长的70分钟版本。后者开头吊死猫的暗示太过强烈，不利于引起观众更丰富的联想。虽然基耶斯洛夫斯基想说的话都借着律师之口说出来了，很容易抑制观众的思考。
“惩罚……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当它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时。但现行法律可带有报复意味。它真的是为无辜的人着想吗？”“从该隐弒弟以来，没有一项惩罚曾让人改过或令他远离犯罪。”
律师的话说的很有道理。耶和华也说过，凡杀该隐者，必遭报七倍。但是杀死罪犯的法律或法官们遭到什么报应了？上帝没在的时候，人们能相信的恐怕也只有法律了。当然，此时的法律，只是复仇的一种。

2.昨天，我妈说我家的盐只剩下大概半袋了，要做好准备吃酱油了。但是酱油又能吃多长时间？说实在的，酱油不是吃的是打的。那些抢着买盐的人也只是一群去打酱油的。
疯狂抢盐的人群是一群失去理性的人么？我看不一定。我觉得这只是一群想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活着也许是最大的理性。
但是，“活着”这个词太无力，太沉默，“活下去”似乎是更有力量的说法，但是抢盐的人们配得上被称为“活下去”么？有什么事让他们“活不下去”么？
真的没什么事。但是恐慌总是比事情来得早。
推上莫之许有个很好的提议：“若干年后，会有汉学家写出一本《抢盐——2011年中国谣言大恐慌》的巨著吗？”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不应该由一名汉学家来写，而应该由人类学家来写。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会有这么一批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果非要说中国与其他同类国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不同点在于其他国家都是西方现代国家的殖民地，而中国永远是东方中华帝国的殖民地。

3.前些日子看《人间的条件》时，我就在想：所谓的敌人之间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相互的信任么？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很没意思。
这些日子玩心浪微博，眼见五共中央和三炮奸党互相喊话，大打出口。双方都以对方愚昧无知为理由，互相倾诉着对对方理论或逻辑的不理解。我在看这些言论的时候，我由衷的感觉到我在浪费我并不宝贵的时间。
下面引用一段窦含章老师的著名微博：

@窦含章：日本完了！昨天与一些博友吃饭，我说日本完了，有朋友说：当年美军轰炸，日本都挺过来了，今天这点儿地震算什么啊？我当时没作声，但我心里想，日本要恢复，得需要国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啊？可按照西方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理论，日本人会问：凭什么让我牺牲啊？我是纳税人！所以，日本完了……

在这一段奇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窦老师是一位理论、事实和逻辑都搞不通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或者说这样的话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弄不通理论，无视事实而造成的逻辑混乱么？我同样是一个说话、写字都不讲逻辑的人，为什么我不能理解窦老师的无逻辑语言呢？还是我不知不觉地把他当作敌人了呢？
通过看新闻我们可以知道报道即遮蔽的道理，理论研究也是一样，不遮蔽某些不利于自身理论生成的东西就无法形成观点或理论。这也就是白芝浩所说的：不偏激就无法形成观点。所谓的“公允”，只能用来形容对某事物的评价。
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终究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像这大千世界一样是自我的深渊。大自然能否穷诘呢？自我又能否穷诘呢？靠偏激和遮蔽形成的所谓“观点”，对于世界和自我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多么混乱的逻辑啊。

4.校内上很多人转载关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援助日本反而加速其侵略中国等等的史料文章，并且加上了“不转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校内体转载字头。有人用“农夫和蛇”来比喻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比喻既恰当又扯蛋。恰当在于对双方实力的概括，而扯淡在于救蛇被咬的农夫是因为善良，援日被侵略的中国是因为愚蠢。因为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中国依然在以愚蠢的“以德报怨”来显示自己道德高尚。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从前的日本一样，都是死要面子受死罪。
一个四分五裂的崇尚“大一统”的国家，动用政府、民间的力量援助一个以侵华为基本国策和军事战略的国家，在道德上不可谓不高尚，高尚得令我感到害怕；在战略上不可谓不愚蠢，愚蠢得令我感到愚蠢。一个道德高尚的君主对于他的臣民来说就是一个灾难的来源。不过我能理解，对于当时的中国，高尚比愚蠢重要。或许中国人真的认为，日本虽有心侵华，但是在接受了中国的援助后会停手？
当然，校内上的文章有一点没提到：关东大震后东京都全城大火，有人造谣是韩国人纵火，所以日本人滥用私刑报复韩国人，有很多中国人被当作韩国人打死打伤。
对于德意志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来说，对外扩张是国策，是“争取生存空间”的必需。二战不是应该的，但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发动战争可以为各种惯于服从的人民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可以为喜欢征服的领袖提供存在的价值。但是中国与她们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民和领袖中国都有，但是中国却“高尚”得近乎愚蠢，没有丝毫的战略理性。

5.这两天脚好了，也出去溜了，学校还发了15块钱的“副食补助”，我有了钱，买了几张碟。在同安道的碟店，我鼓起勇气走进了最里间的CD间。离我第一次来这里已经四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进卖CD的里间。
这的CD貌似是原版，因为最便宜的一张也要60多块。很多唱片我在电驴上下过，看着很眼熟。有一张科隆弦乐团版本的水上音乐我在电驴上下不着，这里居然有，我高兴地拿下来一看，120！算了吧，现在买还不是时候。
我骑上了车，听着音乐，回家了。

我想骑车

很久没写玩意了。懒得写。将近两个多月什么也没写，不知不觉就创造了纪录，当然，还有一条纪录是：从1月29号到2月22号这二十多天里没洗澡。
还有很多人也在创造纪录。例如比利时人超过250天没有有效政府，大学生们上街呼吁建立一个政府。这可真是世界奇观。
同时，n 个国家的民众游行，打着要求改革的旗号推翻了他们的专制政府，全世界都说阿拉伯人在追求民主。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民主能为被奴役了这么久的人们带来什么？会比现在更好么？至少卡炸飞的轰炸机把的黎波里变成了波兹南或北京。
推上的人们热烈庆祝着所谓的第四波民主浪潮，不久后就有几个人消失了，被请到各地的看守所。北京的某家麦克唐纳餐厅被施工了，遮上了一层薄薄的蓝板。众多的警察被放了鸽子，于是他们打算去抓更多的鸽子。
追求民主好像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自由。但他们把“民主”追到手后，往往得不到什么。对于当奴隶太久的人们，也许正像奥威尔所预言的那样，自由即奴役。大多数奴隶向往的是免于做决定的自由，或者是不必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负责的自由。除此之外，民主、僭主、君主、独裁、极权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些听不懂的词汇。通往奴役之路永远是那么宽阔，而通往自由的路尽管少有人走，却还是那么的拥挤。
这些日子看了几部电影。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小林正树的《人间的条件》和谢晋的《芙蓉镇》。两部电影都在追问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做人，他们的不同点是小林正树问了10多个小时，而谢晋只问了3个小时。
对于Kaji这样的日本人，那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时代。一个人想保有自己的尊严和原则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不久之后就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面对着仍然在反抗的中国劳工、没有人道的官僚体制、泯灭人性的日本军队、时刻骚挠死亡的战场、耗尽精神与肉体的逃亡、挑战精神强力底线的奴役，Kaji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最终倒闭在雪原上。我很难说他在追求自由，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里的自由人。当他在逃亡途中追问自己仅仅为了通过一条十几米宽的公路而杀死一名苏军士兵时，他是一个可以自由思想的人。逃离一支泯灭人性的军队或许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因此找回人性的人却并不多。
与小林的片子相比，谢晋的片子拍得简单而又直接，用芙蓉镇这样的小镇和不多的几个人物来重构一个无法为人的时代。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对多数人来说不失为好办法，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享受牲口的尊严将无法提供自由。当一个牲口一样的自由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时，他们还幸福吗？也许吧。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Kaji和秦癫子这两个男人都是自由的人，但在别人眼中他们都是牲口。死亡固然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人最后的权利，但是他们都在自由的活着。不过这两个人都告诉我，自由也许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当然不是免费的，但是，它一定是私人的。大多数以追求自由为目标的群体或政党在行动的过程中很难保证自由，而行动的成功往往就意味着它的失败。因为这些人得到的自由只是免于孤独的自由，是一种社会权利。但是自由的本质是孤独，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而我所希望拥有的，就是孤独的自由和自由的孤独。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我通常会回答他们没时间或者挑费太高。我没有必要告诉他们别的，因为懂我的人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独自在家听听音乐，打扫打扫我的书架当然是最幸福的事；独自在家听着音乐，打扫我的私人厕所也还好；但是被女朋友拉出午门陪她，那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了。
晚上，我听着音乐骑车顺着红旗路、复康路、卫津路、长江道来了这么一圈。感觉真好。这就是孤独的自由吧。同时我也明白了，这俩月没写玩意的原因就是，车骑得太少了。

被遗忘平凡的一天

在我的手机上，每年的12月13日都被称为“混诞节”。我的谷歌个人网页告诉我：“8034天前是混诞节”。原来我已经活了8034天了。当然，这其中的每一天还是有些区别的。
今天上午刚睡醒时搞定了毕业报告的调查问卷，然后继续睡。睡到将近中午后开始吃饭。吃过饭开始坐在电脑前读Google Reader，消灭了198个未读后已经三点多了。之后继续在网上闲逛，不时看看推、并继续读GReader。我爸回来后开始在六平米上听相声。晚上鼓起勇气洗了澡，之后开电脑，看到了老三的祝贺文。现在开始写这篇玩意。
以上是这一天的流水账。其实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平淡地度过了这一天。
下午开电脑上校内，我关注的几个足球公共主页都写着：“勿忘国耻，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0,000遇难同胞”。这句话我早已习惯了，因为每年我生日这天都有无数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我突然又想起了吴子牛在拍了他的那版《南京大屠杀》后说的话：这样的大屠杀不仅仅是杀人，也将山河、土地、空气一齐杀死。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立空调吹出的阵阵冷气也令吴子牛不寒而栗。
我一直在纳闷：南京大屠杀这样一场国难，怎一个“耻”字了得？如果有人硬要把南京大屠杀称为“耻辱”的话，那我很难相信他关注的是这场灾难的本身。300,000及以上数量的人罹难的屠杀经常在中国上演，在南京一地就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的但是被称为“耻辱”的、甚至被大多数人记住的却只有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这一次。是什么抹杀了我们的记忆？我不知道。因为这些耻辱已经被耻辱遗忘。
在推特上看到一位推友（http://twitter.com/#!/hugh19871210）的胜利成果：“成功说服了室友 他决定不打台湾了”。祝贺他和他的室友。
昨天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告诉我昨晚有雪，但是直到今天晚上我既也没拉开过窗帘，也没出过家，所以我不知道雪到底下没下。我问我爸外面有没有下雪，他说雪倒是下了，但是下了跟没下一样。看来我很难相信我关注的是这场雪本身，我只是关注雪到底下没下。我为什么如此在意雪下没下呢？因为我关注的是雪的意义。
早晨巴萨赢了皇家社会五个球，梅西来了一次漂亮的凌波微步。这场球就像n天前巴萨对皇马的那场球一样，我都没看。巴萨5：0皇马的那场球结束后两个小时我才睡醒，我醒后第一件事就是上Snaptu看比赛结果。当我看到手机屏幕上写着的“FC Barcelona 5-0 Real Madrid CF”时，我的头脑中没有任何概念。直到我看了电视，我才意识到我错过了一段历史。于是我继续在睡梦中错过接下来的很多比赛。看来我始终是个伪球迷。看来我关注的不是足球本身……
两个月来我一直打算写一篇与我高中语文老师彭彭有关的玩意。也想了很多的切入点，但是至今没有动笔。继续慎着吧。谁让我懒呢。
感谢老三在我即将遗忘掉我的又一个生日时为我写的文章。由于我不记得你的生日，所以我在此提前祝你新年快乐。当然，你生日快到时校内会告诉我，那时我会为你写一篇玩意么？到时再说吧。谁让我懒呢。

所谓“感恩”

在豆瓣上，我参加了100来个小组，每天上小组首页时，我看到的帖子数最多的小组通常是Anti-Parents 父母皆祸害小组（或者一句话手册）。帖子内容大多是各色人等来到这里控诉和疗伤，描写父母如何无缘无故的奴役他们，就像父母无缘无故的去爱他们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我的父母并不富有，所以我不必为我稳定舒适的生活感到内疚；我的父母并不贫穷，所以我不必为改善家庭状况而失去自由；我的父母并不博学，但是他们尊重知识；我的父母很主流，但是他们并不阻止我追求自由；虽然我的父母希望生活过得美一点，但在真相与伪美间他们不会无条件选择后者；虽然他们从小受到奴化教育，但是并未真正成为奴隶。当然，这一切都来源于：我们一家的生活既不富裕也不贫穷。
这是感恩么？我不能确定。庆幸自己的幸运和感恩还是有距离的。由于我因幸运而获得的生活方式，我通常不会去感恩，而只是在大脑的刺激下表示感谢。
我追求自由的方式是读书？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几个月不读书的我过得也挺好；看电影同样也不大可能。我认为我追求自由的方式比较懒：整天满脑子胡思乱想。
因为整天满脑子乱想，我的思想会和别人有很多雷同之处，有很多龌龊与圣洁并存的情况出现。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的世界观是老庄+卡夫卡式的，我的美学观是波德莱尔式的，但是我真的深入去阅读他们了么？我认为没有。这一切都只是来源于我的胡思乱想。
邻居曾经劝我们家人趁着我年轻和我爸妈还没老，到中国各地去转转，但是我和我妈一听就觉得不可能。首先我爸妈目前还没有此等闲性与闲钱，其次是我不认为以我家所能承受的方式旅游能得到什么美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旅游的定义是被别人拽到某某景点，又被拽着拍些面无表情的照片，回来后写下一些面无表情的扯淡。这也是我整天在担心自己失去对美的知觉的原因。事实上我早已丧失对美的知觉。
我很懒。 这既源于我对于与精神无关的事物的一贯轻视，也源于美学上的考虑。以扫地为例进行分析，扫地对于我来说是一项不经常发生的且毫无规律性的卫生型审美活动。通常我发生一次扫地行为的动机是：屋子太脏实在令我无法视而不见、作为清洁书柜的附属活动以及其他偶发性小概率事件的直接诱发（如父母的命令）。我意识中的扫地的美学要求是：必须保证使用直立于地面时与地面呈九十度的长把（最好为金属把）扫把和有长把的、张口之斜面与地面紧密贴合的簸箕，在不洒水的情况下，用尽可能小的力量，将地面上的可见尘进行适当清理，确保扫地行为本身不造成二次扬尘污染。当然，用以上的定义和要求来规定革命也可以。
以上的一段确实应形容为恶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的思维模式。我自由的胡思乱想抛弃了对美与真理的追求，因为自由了半天，终究是些胡思乱想。
感谢我的爸妈。

冷笑话

有很多恶心的人说过：“……你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之所以说这句话恶心，是因为我可能也写过。对于我说，熟人和陌生人基本没有区别。少数的区别中有一项是：我在厕所大便，当附近有陌生人走过，我会认为他们不存在，照拉不误；当熟人走过，由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扰我，我就会分心，最终很可能导致拉不出来。看来是我的境界不够，什么时候我能修炼到知己实陌路，大便搭茬两不误就算提升了境界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最好先找着个知己再说。如果说要寻找一位知己的话，我觉得只能从和我一起去过厕所小便的几个人里凑活一个。
上面是一个关于我的冷笑话。所谓冷笑话，就是听了会叫人冷笑的话。下面是一则今天我刚刚看到的冷笑话：
http://news.qq.com/a/20100926/000799.htm?pgv_ref=aio
我对我们家人说这条新闻时，他们告诉我：现在谁还信访，访了半天也没用，数量当然下降。
当然，与此同时：
http://news.sohu.com/20100531/n272455668.shtml
这两个笑话之间是很有联系的，因为它们常常互为因果或者同因同果。
同时，下面这一条与上两条还有关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02
虽然是误读，但只要不误国就好。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为数不多的梦想之一。
上面是一段类似于三等枣报的东西，因为写不好，所以写不好。
这些天一直在下电影，最重要的成果是下了半个多月的皮亚维奥利的《尤利西斯归来》终于下完了。我看过跟我一起下这个电影的驴户，都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还曾经冒出过一个智利人。我还跟着豆瓣上的电影字幕翻译小组下了很多东欧和苏联的片子，另外还有一位豆友用邮箱给我发了我淘了很久的《女巫》。虽然我的电脑硬盘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了，但现在我还在下《The Gate of Heavenly Place》的2.3G光盘镜像。
整个九月份没什么课，每天睡得很早，起得很晚，所以整天昏昏沉沉，思想停滞。每天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整理下下来的MKV电影，各种烂字幕再一次走进我的生活，因此我再一次开始和英语打上交道。最痛苦的是翻译各类外国人名和地名，不过每天盖的都是舒服的厚一点的被，也算是补偿了。
今天早晨我妈妈说，我爸昨天半夜说他梦见我奶奶了，但是他又不愿意跟她说梦见了什么。鉴于爸爸和奶奶的特殊关系，他梦的内容我们很难猜。不过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我爸爸做梦很少，并且很不梦幻，没什么滋味。我妈妈说她做过的梦大多数与我有关，可见她很在意我。不过她经常做的一个梦倒是至今无解：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在地上蹭。至于我，我很少梦到我的父母和各位朋友，我总梦到的是自己经历各种不着调的遭遇，但总是记不住，只知道曾经梦到过。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很好，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但是我和他们真的有那么熟悉么？但愿我们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对啊，这话好像我第一次写……

中秋

因为想写回忆录的原因，我在骑自行车时总是要回忆一下我的过去了，当然就算不写什么回忆录我也经常这样做。但是回忆了半天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写的东西。我只记得我是个不太听话的孩子，幼时经常毁坏各种玩具；从来不喜欢学数学，但很早就在自己学认字；上幼儿园，大家抢玩具时我抢不过别人；上小学了，智力得到一点开发，学习成绩不错，我爸常常以此自夸；九岁即三年级时第一次手淫，结束了我人生前九年只意淫不手淫的历史；五年级时第一次被我爸以外的人欺负：被三个四年级的混蛋挤到墙角，最后哭了；小升初考试既不成功也不失败，最终上了南大附中；上初中后开始买书读书寻找真理与美，寻找真理以失败告终，寻找美既不成功也不失败；中考一贯的既不成功也不失败，又一次上了既不成功也不失败的南大附中；高中后我的数学和英语就没怎么及过格，不过思想上变化很大，开始学习西学；高考依然不成不败，但总算结束了在南开大学五年的过客生活；上了高职以后没挂过科，让我尝到了久违的成功感觉；二年级实习时有了第一次暗恋，最终默默结束，从此明白暗恋即可满足我超低的爱欲；直到现在，我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我自己和这篇玩意。
一个标准的犬儒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像楚门一样全部展现给别人，但是我修炼得还不够，因为我自己的一切甚至都还没有展现给我自己。有一些重要的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比如我自己。
前天晚上和我妈在一起聊天，我给他看了看我校内上的日志。我告诉她我现在生活得足够无聊，她大可不必担心我某天被安全部的从家里抓走。她听了我的话，确实的放心了。我并不打算把我的生活过得多么无聊，只是我无论怎样生活在我自己看来都是无聊而已。我经常会注意到生活中的丑恶和美，然后把丑恶当作美，用无聊的笔触去描绘她们。所以为了发现丑恶美，我也经常会去制造一些丑恶，然后将它们记录下来，用以证明我内心的无聊与丑恶。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中学后我企图通过读书思考来寻找我灵魂中的善意和人性，但都失败了。
前两天我不知中了什么邪，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突然觉得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时是那么的美好，突然感受到了我对爸爸妈妈的爱，这使我不胜惊异，我想，最大的动机是这两天天比较凉。
中秋之夜，我家没有什么特殊的庆祝，只不过比平时多炒了俩菜，同时全家人一起吃月饼。我们家人历来没心思赏月，就像没心思拿钱给乞丐那样。至于我，我不喜欢天气太好时看月亮，因为我喜欢月隐云纱的情景。
不过，回忆录还是先写不了了，先把《分尸》写完要紧。

霜叶红于二月花

“哥们儿，你有纸没有？”
“没有，我也没带。”
在我的印象中，这组对话好像从来都只发生在教室而非厕所。
我上过的厕所都使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的地方就是厕所，起码其他地方去得较少。不过，我并不觉得是厕所使我感到亲切，就像朋友不会使我感到亲切那样。
这个学期的课更少了，所以很多人赏脸来听课时不带任何文具了，女生带十字绣，男生带小说。老师觉得点名没多大意义，所以上课前点过名后，快下课时要让所有人都交一份作业上来，点名无凭，立字为据。所以，很多人都对别人发出忠告，千万要带好纸上课。
另外，在厕所借纸似乎比在教室要困难一些。

与学校不同，我家的生活比学校更无聊。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在楼道里上楼时的感觉。特别是晚上，每到一层楼，声控灯就会亮起。当然有时候我的脚步太轻的时候，灯不会亮。除了灯之外，我们楼二层以上每层都有一家养狗，每次我上楼时，狗都会叫。所以我们楼不但有声控灯，还有声控狗。
另外，从前我也是声控的。每次我爸下班进楼门一清嗓，我听见了就去给他开门。后来装了对讲门，他在楼门口按对讲叫我开门了。他自己有钥匙，但为了摆谱从来不用。

图注：这是本周二书法课上我们年级的唯一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同志照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行书体《山行》临摹下来的作品。不过写到颈联因为一不留神不太对劲就打住了。看来背诗时不能光念声音，还要理解诗的意思。当然，如果在一不留神的情况下发挥诗旨，以抒己意，也算到了最高境界。

报到

今天是报到的日子。早上八点二十我就到了学校。还好，没碰见任何熟人，因为根本就没什么人。
来到网球场边的花池，耳机里响起了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我忽然有了故地重游的感觉。这一切，都与我似曾相忘。网球场的高墙上缀满牵牛花，全是紫色的，花瓣张着嘴，但不想说什么，因为我闻不到花香。我鼻子有点难受，走上前，采下一片花间的叶子，放到鼻子上，把鼻涕擤了个干净。那叶子被鼻涕粘住，似是展翅的绿蝴蝶，被我扔到了地上，然后一脚碾死。看来下次一定要随身带好手纸。
溜达了一会儿，我返回教学区看看有没有来些熟人。还是没人。我走进系办，办公室几乎都关着门。有一间开着的，我走过去，一位大爷走出门来，我忘了他姓高还是姓齐，不过我还是问他今天是否能报到。他告诉我我记错日子了，报到日期是29号。
不过我很确信没记错，因为我记得的报到日期就是28号。
离开了学校，我摸了一下兜里，只带了一毛钱。书店碟店是别逛了，不过大早晨九点就回家很没意思，还是骑车到处逛逛吧。反正手机还剩一格电，把它听完就回家。
骑到十点半，这一格电还没听完，但我已经从五大道方向骑回家附近了。骑过西湖道的人人乐时，看见店门口搭了个棚子，拉上了布标，写着“正版图书称斤卖”。我拔下耳机，刚想把这拍下来，手机没电了。

不知怎么了

这几天不知是怎么了。心里总是在嘚瑟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不知是谁，在我心上挖了这么一个大空子。可是我用脑子一想，还不是我自己么。在这几天里，我没有了是非观，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到底是忘记了是非还是纯粹的是非不分？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很久前的我说过：我信仰虚无。不是说我没信仰，而是说我的信仰一切皆虚无。我始终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所有思想都是可以感知的。人们对事物的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总要为自己所谓的感官感受到的所谓现象找到理由或本质。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失败或者陷入了困境。为什么要有原因呢？你可以感知就代表你可以解释么？你的解释对别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能够解释或描述就代表着东西确实存在么？
我这些天在想，不经意间一不留神秃噜出来的我和静下心来辗转反侧苦苦反思的我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其实这根本不用想。他们都是真实的我。但是别人不会这么想。人们都认为“人在不经意间会暴露出真实的一面”。但是这“真实的一面”的另一面就是不真实么？有哪个人是不真实的么？世界上有很多谎言与错觉，这两样东西不为人所喜欢，因为人们觉得这两样东西使我们的世界不真实。但是有什么东西不是真实的呢？又有什么东西不是虚假的呢？在孤独的个人的感觉中和在各种人的共同体的感觉中，事物的所谓真假甚至事物的本身都存在差异。那既是感觉本身属性的差异，也是感觉产生的经验的差异。我睁开眼，万物是真实存在的；我闭上眼，万物又虚假地存在着。但是我的眼睛本身又是个错觉，因为眼皮这东西是否真实存在着，我无力证明。我可以观察一切，但是我不能解释。我的解释只能描述我自己对观察的理解，对别人无效，甚至并不存在。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去观察，什么也不思考，但是人脑的缺点就在于你自己无法控制它，你不能强迫自己不想，甚至越强迫越要去想。所以，什么也不想既是方法，也是目的。
可是，就算什么也不想，就能摆脱虚无么？很显然不能。你可以摆脱真实和虚假等等实有，摆脱实无与虚有，但是无法摆脱无时无处不在的虚无。无者不虚，虚者不无，无者亦虚，虚者亦无。虚无者，无虚无无，无处不有，无处不无。不过说起来，干嘛一定要摆脱什么呢？对于我们这些一般活人来说，虚实相证，有无相生，竭其一生，以证大有，也并无不好。
王阳明对着竹子硬想，最终失败，不足为奇。他只需要躺在床上闭着眼在脑子里想竹子就可以了，因为无论他想出来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孤单的存在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其进行证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观察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证明？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证明世界的存在，但是这有用么？能说明什么呢？
综上所述，上述的乱七八糟，又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乱七八糟了。脑子坏了。

不期

又一个不眠之夜。我习惯了的习惯。我在静夜的两点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两个不属于我的声音。很遗憾，我要听的是相声，但是相声节目的时间被用来哀悼舟曲的遇难同胞了。寄托哀思，本是人之常情；刻意煽情，还算人之可忍；歌功颂祖德，就是令人讨厌了。
多年的习惯使我养成了不听相声就不睡觉的习惯。所以我的标准睡眠时间是每天凌晨两点，王琳白话完了的时候。今天没有相声听，我又睡不着，打开了电脑。但是我没有听电脑里的相声，因为没有电台的那种氛围。豆瓣电台的宣传语是“与你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电台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期而遇。期遇之后，委我而去。电台放的相声，我大多都听过。甚至听一个开头我就知道整段的内容。我只是喜欢电台的感觉。
同样遗憾的是，我是个没有丝毫善心的人，顶多有点良心。所以我虽对哀悼遇难同胞的事不甚关心，但也认为确有必要。在这个整天到处出蠢祸的国家，借悼念死人来悼念自己已是司空见惯，谁又知道明天自己会有什么不期而遇的事呢？生活本身值得经历和哀悼，什么样的遭际不可以接受呢？没有真倒霉，只有认倒霉。
前天晚上看了维姆•文德斯的《咫尺天涯》，德文原名“In weiter Ferne, so nah!”，直译过来是“那么远，那么近”，看来这次汉语很好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和《咫尺天涯》是我看着觉得颇为过瘾的片子之二，因为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德国人在没完没了地絮叨。柏林苍穹下中的天使德梅尔（布鲁诺•冈茨饰演，就是后来在《帝国的毁灭》里饰演希特勒的那大爷）为了爱去感知，去下凡爱他所爱的人与世界，咫尺天涯里的天使卡西尔则是为了帮助别人，为了体验他所不能帮助和理解的人或者说为了体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逝而下凡，但他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死了，又成了天使。当一个人渴望理解这个世界，或者理解其他人的时候，他与这个世界或那些人近在天涯，却又远隔咫尺。当你的一切都不再永恒，你会为短暂的欢乐而快乐，会为快乐的易逝而痛苦，这就是卡西尔所要体验的。用有限的生命去做点什么，最好是去爱，才能使你为与自己的不期而遇认倒霉。
昨天晚上，妈妈的老同事来我们家说事。说什么？主要是她家那一片要拆迁，但是她和她们那里其他一些人嫌拆迁补偿少而不愿意搬迁。事情已经迁延了几个月，拆迁方就要来强拆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我去我们家楼顶上站着，我嚷嚷要跳楼，把电视台的招来，逼他们每平米多补三千，实在不行跟他们说我有精神病史，闹成什么样我可不管。”我们一家帮她分析：第一，她们家那一片的拆迁是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容整治大干苦干恶干三百天”的结果，没人会为了她得罪市领导，所以没人会管她的事；第二，钉子户闹事大家见得多了，谁也不会把她的事当回事。嚷嚷着跳楼没人会当真，拆迁死上个把人也不是什么新闻，人家电视台懒得来也不敢来；第三，拆迁方如果愿意多补钱，不会打算强拆；第四，千万别说自己是精神病，因为就算你没有精神病人家也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精神病院，这不是什么新闻。我们问她为什么非要拆迁方每米多给三千，她说是为了多得点钱给他儿子还房贷。所以，我们一家人劝她：认倒霉。
我妈劝她：你赶上这么个事，认倒霉吧；
二姨劝她：你赶上这么个世道，认倒霉吧；
我爸劝她：你活在中国，认倒霉吧；
我没劝她：你活着，认倒霉吧。

哭笑不得

很久没看哭笑不得的片子了。今儿看了一个。艾胡子工作室的《一个孤僻的人》。豆瓣上搜不到，但电驴上下的了。看完了，孤僻感不甚深切，倒是觉得很荒谬。其实也不是“倒是”，因为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加缪的《局外人》。只不过，加缪或莫尔索的遭遇没工夫发生在中国。
莫尔索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过于理性的人，一个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人，一个像我一样怕热的人。但他在热懵了之后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而莫尔索杀的这个阿拉伯人与他几乎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莫尔索被卷进了朋友雷蒙的纠纷中，并成为杀人者。
真正有趣的，是《孤僻的人》和《局外人》都涉及到了一对母子。局外人莫尔索对母亲的死无形于色，在母亲葬礼的第二天与女友谈婚论嫁，甚至因此遭到了检察官的道德攻击，并以此为推理的逻辑起点进行指控，最终成功判其故意杀人并处死刑。孤僻的人杨佳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无组织有预谋地弄死了几个遇到他的倒霉的人，在此事发生后的的第二天，作为关键证人的他的母亲就被警方控制，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调教变成了“人格障碍”和“精神病”，并被剥夺了姓名。最终，孤僻的人被成功杀死，事情也被多数人成功遗忘，就这么完了。
在《孤僻的人》里，人们似乎都在强调所谓“程序正义”，在法的门前的七嘴八舌们这么说，公安局的人、法院的人以及给公安局和法院看门的人也这么说；被孤僻的人的家属、为这个人奔走的人还这么说。但是谁都没有力量来实现他们嘴里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程序？当然可以说，程序体现了精神，精神决定着程序。而且，中国的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听起来还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不被实施罢了。而《局外人》中，程序正义上没有问题，加缪得以直面世界的荒谬。也就是说，莫尔索可以以最纯粹的目的说得牧师哑口无言。
正义是杀人的，而且貌似只能用杀死别人的方式体现。杨佳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正义之名冲进了刑场，法院以“惩治犯罪、杀人偿命”的正义之名走出了刑场，他们似乎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但是正义这东西并不存在。莫尔索被起诉是因为杀了人，但是他被判处死刑是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哭，这倒是与正义无涉，不过检察官和陪审团起诉和判罪的依据是道德。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死无动于衷，他就有理由杀死一个别人？看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审判他的人就有理由把他杀死。因为这样的执法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道德教化。
人们发明道德似乎就是为了教育别人，但最后的结果总是让人对道德哭笑不得。道德是理性自由意志的排泄物，社会准则什么的就是扯淡，尊老爱幼、葬礼要哭这类只是个人爱好，这是每个理性人的自由，社会无权干涉。
但事实是，人们很少有理性道德，正义也都狭隘为惩罚罪犯和报复虐政这两大类。莫尔索有些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人，这是荒谬的，检察官对莫尔索的冷漠式的冷静借题发挥指控其有罪也是荒谬的。莫尔索的存在不是荒谬的，荒谬的是除了他之外的世界。对荒谬默默接受并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反抗绝望远比反抗荒谬重要得多。杨佳风风光光地杀了几个他认为随时能作恶的人，因而不会承担什么道德风险，然后风风光光地死了。这样的自杀杀人似乎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不值一提。他们都是在反抗什么吗？这我可不知道。如果说他们就喜欢杀人，我也能够理解。这世界本就没这么多理由，有的只是借口。
从加缪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局外人是一个理性的人，并且深沉地爱着她的母亲；从谢大律师的嘴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孤僻的人是一个精明的人，并且爱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因不同的原因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死刑。社会杀死了他们，将来还会以各种方式或者说罪名杀死更多的人。他们杀死了社会，死后还会以各种方式重返社会，继续把各类死者杀死。杀人不需要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是一种基因，一旦形成，无法烧去。杀人只是一种命中注定或莫名其妙，或者是一次命中注定的莫名其妙。这不是荒谬，而是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