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笑不得

很久没看哭笑不得的片子了。今儿看了一个。艾胡子工作室的《一个孤僻的人》。豆瓣上搜不到，但电驴上下的了。看完了，孤僻感不甚深切，倒是觉得很荒谬。其实也不是“倒是”，因为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加缪的《局外人》。只不过，加缪或莫尔索的遭遇没工夫发生在中国。
莫尔索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过于理性的人，一个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人，一个像我一样怕热的人。但他在热懵了之后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而莫尔索杀的这个阿拉伯人与他几乎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莫尔索被卷进了朋友雷蒙的纠纷中，并成为杀人者。
真正有趣的，是《孤僻的人》和《局外人》都涉及到了一对母子。局外人莫尔索对母亲的死无形于色，在母亲葬礼的第二天与女友谈婚论嫁，甚至因此遭到了检察官的道德攻击，并以此为推理的逻辑起点进行指控，最终成功判其故意杀人并处死刑。孤僻的人杨佳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无组织有预谋地弄死了几个遇到他的倒霉的人，在此事发生后的的第二天，作为关键证人的他的母亲就被警方控制，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调教变成了“人格障碍”和“精神病”，并被剥夺了姓名。最终，孤僻的人被成功杀死，事情也被多数人成功遗忘，就这么完了。
在《孤僻的人》里，人们似乎都在强调所谓“程序正义”，在法的门前的七嘴八舌们这么说，公安局的人、法院的人以及给公安局和法院看门的人也这么说；被孤僻的人的家属、为这个人奔走的人还这么说。但是谁都没有力量来实现他们嘴里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程序？当然可以说，程序体现了精神，精神决定着程序。而且，中国的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听起来还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不被实施罢了。而《局外人》中，程序正义上没有问题，加缪得以直面世界的荒谬。也就是说，莫尔索可以以最纯粹的目的说得牧师哑口无言。
正义是杀人的，而且貌似只能用杀死别人的方式体现。杨佳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正义之名冲进了刑场，法院以“惩治犯罪、杀人偿命”的正义之名走出了刑场，他们似乎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但是正义这东西并不存在。莫尔索被起诉是因为杀了人，但是他被判处死刑是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哭，这倒是与正义无涉，不过检察官和陪审团起诉和判罪的依据是道德。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死无动于衷，他就有理由杀死一个别人？看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审判他的人就有理由把他杀死。因为这样的执法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道德教化。
人们发明道德似乎就是为了教育别人，但最后的结果总是让人对道德哭笑不得。道德是理性自由意志的排泄物，社会准则什么的就是扯淡，尊老爱幼、葬礼要哭这类只是个人爱好，这是每个理性人的自由，社会无权干涉。
但事实是，人们很少有理性道德，正义也都狭隘为惩罚罪犯和报复虐政这两大类。莫尔索有些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人，这是荒谬的，检察官对莫尔索的冷漠式的冷静借题发挥指控其有罪也是荒谬的。莫尔索的存在不是荒谬的，荒谬的是除了他之外的世界。对荒谬默默接受并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反抗绝望远比反抗荒谬重要得多。杨佳风风光光地杀了几个他认为随时能作恶的人，因而不会承担什么道德风险，然后风风光光地死了。这样的自杀杀人似乎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不值一提。他们都是在反抗什么吗？这我可不知道。如果说他们就喜欢杀人，我也能够理解。这世界本就没这么多理由，有的只是借口。
从加缪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局外人是一个理性的人，并且深沉地爱着她的母亲；从谢大律师的嘴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孤僻的人是一个精明的人，并且爱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因不同的原因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死刑。社会杀死了他们，将来还会以各种方式或者说罪名杀死更多的人。他们杀死了社会，死后还会以各种方式重返社会，继续把各类死者杀死。杀人不需要理由或借口，因为这是一种基因，一旦形成，无法烧去。杀人只是一种命中注定或莫名其妙，或者是一次命中注定的莫名其妙。这不是荒谬，而是杀人。

剪

片子第一部分剪完了，剪得相当随便，因为拍得更随便。另外，我也很自信这一部分能够符合我的风格，杂乱无章、毫无美感、理性以及可视听性，完全是拍给我自已玩的。
自从去实习那天起，我的灵感就完全枯竭了；或者说我从没有过灵感，只是从那天起我不再想写什么。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宣言下，我还是在一月份时写了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所谓“哲学习作”，并为此高兴了几天。此后我就再也没写什么我自己瞧得上的东西，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写与我自己无关的东西。于是，我写的东西比以前还少了。
这说明我越来越懒，有很多事足以写一篇所谓“文章”，但是我现在很少有耐心把这些东西写成文章了，顶多写一首“无题”，放进诗集里（如果那些破玩意算诗的话）。
与我不同，老三不时能写出令人赏心悦嘴、余香满目的诗句，但是终究没有引起我太大兴趣，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兴趣何在，或者是我对优美的东西缺乏欣赏能力。
鲁迅说过，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是我很自信我的片子不是悲剧性的，因为它只把毁灭留给观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所谓“现代艺术”就是将观众置于现代性的困惑中，我很想尝试一下。困惑为二十世纪的人们带来了两次美丽的世界大战，然后就有更多的人陷入了更大的困惑，并且使二十世纪提前十年结束。这不得不说是人类的幸运。
二十一世纪比二十世纪更美好，因为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可以自我拯救的程度，不过结局似乎很明确：拯救是暂时的，毁灭是必须的。最好的结果是：人类是被毁灭的，而不是自我毁灭的。
我希望我简陋的拍摄条件可以为我提供最大的创作自由，就像最优越条件所提供的那样，我手里的标清DV就是3D摄影机，但是，我就没打算拍一个有趣、有用甚至只是好玩的电影。在剪辑的过程中，我觉得最终的成品离我最初的设想越来越远，不过我的设想也离我的头脑越来越远。故事当然是没用的，但内容又有什么用呢？主题有什么用呢？都没用，只有影像本身才是有用的，或者说我能做的仅仅是把景象拍下来，然后剪掉所有我不喜欢的东西，再胡乱地组合在一起。

讨厌重复

天热成这样，我没法不说胡话。不过还好，三峡大坝没有把洪水挤到我家门口。
片子依然没有剪，因为不想剪。但我又不想完全放弃，怎么办呢？就这么晾着吧。因为这件事从根上就很没有灵感。
不读书，脑子总没有什么可想，也就没什么可写。但是只要一读，想得事情又太多，什么都想写写，但终归写不完更写不下，没什么意义，因此就没打算写。而我想写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又很空。我的脑子溢满想法的时候，只有在读书或者骑车的时候，可这两个时候我又不想写字，所以就这么矛盾着。不过实在没什么可矛盾的，因为写了半天，也是废话。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我写下的，早有人写过，后人亦必再写。前人所著，我奉圣而读，后人亦必再读。直到古典的变成考古的，现代的变成古典的——这只不过是我的裤带又往外松了一个眼，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写的文字，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个人同时在写，但结果却大多一样，被装模作样地发表到 n 个在中国被封锁的博客网站上。鲁迅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如果他如果来到现在就好了，边写边朽，甚至未写即朽。因为这个时代，成功的人太多，伟大的人太少。或者说，上面这二十一个字外加四个标点符号的意义已经被解读得体无完肤，文字本身的创造性已经越来越小。当我们满足于审美的时候，正义和人道还正在被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解构呢，尼采的文章，很多人都能写出来，但是没有人能同他用一样的方式写出来。
克尔凯郭尔、基尔克果、科里马科斯、齐克果都描绘过这样一种令我神往的情形：“我刚刚有了一个想法，正要写下来，一个新的想法又喷涌而出——抓它、挠它—— 疯狂——神经错乱！”伟大的人或者说正常人就应该有不断喷涌的想法，不可遏止的枯竭和重拾一切的勇气。顾炎武读书时有了想法就记下来，以后读书时，碰到前人的想法与自己一致，就删去笔记中自己的想法，才有了日知录。当然，这是几十年苦读的结晶。重复腐朽并不可怕，只要自己认为它有意义就好。荣幸的是，我依然是个惧怕腐朽的人，我讨厌重复，却时刻在原地身处各种重复之中；我刚刚转头看了一下表，但两秒钟后我会带着前两秒的记忆再一次转头看同一面表盘。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看的不是表，是我自己。为了避免重复，我在另一个方向摆了另一块表。我希望避免重复，但是就算我在这个房间里摆满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我依然是在重复我前面的愚蠢。
别人依然会劝我放弃无谓的自我囚困，但是我义无反顾地重复着。重复着这快乐的愚蠢。我的笔功确实很差，我的文字总是不能表达我的本意，或者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本意，而是在写字的过程中不断码下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而写下来的东西。我想我只是通过写字来找到或者说揭示出在我的心中暂时被麻木的困境，并希望能够清楚地描绘她。但是我依然在重复着我的失败。
在这之外的时间，我被太多与我无关的事情盘踞。但我终究是个笨拙的人，我没有太多办法应对那些复杂的各种我不想应对的事。但我坚信自己足够弱小去面对各种强大。我的朋友们也有很多遇到了不会应对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劝过任何人，因为我相信他们足够强大和弱小，会和我一样或者死皮赖脸，有时从容坦然地经过那一切。
我并不坚信什么，我只讨厌重复。而且我并不喜欢变化。谎言可以通过重复变成真理，但真理本身就是个谎言。我通过堆砌很多未经大脑污染和过滤的重复来尽我所能地描绘各种我在那0.01秒时指尖所敲下的所谓莫名其妙的语言以证明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知道有太多的东西无法被描绘和定义，但人们总是和我一样重复着悲伤的无知。这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呢。我不知道我下一秒将写下什么，因为我根本没动脑子。
我知道，在敲下上一个句号时，我又故作忧愁地瞧了一眼那扇可怜的表；我又装模作样地抬了抬头，在恶心地凝思着什么。但是我确信我写字时是没动任何脑子的。我不知我的文字有什么意义。这些令我恶心和珍惜的文字只是想说四个字：我讨厌重复。